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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
　　君子曰：洁妇精于善夫，不孝莫大于不爱其亲而爱其人，秋胡子有之矣。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秋胡子妇之谓也。诗云：惟是褊心，是以为刺，此之谓也。
　　颂曰：秋胡西仕，五年乃归。遇妻不识，心有淫思。妻执无二，归而相知。耻夫无义，遂东赴河。88
　　
    此后魏晋间傅玄《秋胡行》、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南朝宋颜延年《秋胡诗》、南朝齐王融《秋胡行》、南朝梁邵陵王萧纶《代秋胡妇闺怨诗》等作品对此故事均有传写89，可见在汉魏六朝民间即已广为流传。另外，《艺文类聚》卷18“人部”2“贤妇人”条、《太平御览》卷441“人事部”82“贞女”条曾引到秋胡故事，以上作品虽文字互有详略，核心情节却无变化。
　　本篇叙秋胡新婚不久，辞寡母别娇妻，出外游学，以求富贵。行至胜山，得千年老仙传授学业3年，致《九经》通达。往投魏国觅官，拜为左相，赐户3千。秋胡在魏国数年不归。其妻在家，勤心孝养阿婆，胡母愧对新妇，劝其改嫁，胡妻不从。9年后，秋胡忆及母亲，辞王还乡，行至桑林，遇妻不识，出语调戏，其妻告以守贫而不受引诱。胡妻归来，见秋胡即桑林调戏之人，向阿婆诉其不忠不孝。写本至此残缺，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本篇抄于《春秋左传杜注》的卷背，王重民先生以为“杜注”不避唐讳，故推断其为“六朝写本”90；张鸿勋先生也认为其语言风格与《庐山远公话》等稍异，书面文言气甚浓，故推测它可能是一篇“较早期的话本”91。作品内证似乎也支持这种说法，通观《秋胡小说》儒家与道教的影响非常明显，而佛教的痕迹基本没有，或许这也是它出现较早的旁证。
　　就现存文字可知《秋胡小说》大致据刘向《古列女传》加以敷演，与《唐太宗入冥记》对本事的颠覆式演绎迥然有别，世代累积的秋胡故事，在核心情节、情感倾向、价值判断等方面，均未有大的变化，显示出超强的稳定性。在残本中，秋胡和秋胡妻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且两人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另外，秋胡母形象也由可有可无变得具有相当的功能性意义，成为衬托、刻画秋胡及秋胡妻形象的必要手段。后代演述这一题材的叙事文学作品颇多，如宋元时期的南戏《秋胡戏妻》已佚，具体内容不详92。而元代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杂剧，明确将秋胡故事之结局改为大团圆，其中秋胡戏妻的动机也是出于邪念，而非有意试探妻子的贞节与否。同样，在元散曲中秋胡亦多比喻花心的男子，如无名氏【双调·寿阳曲】“全无思娘意，却有爱女心，不似你鲁秋胡忒恁，见了个采桑妇人与了一锭金。”9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赵孟頫《题秋胡戏妻图》：“相逢叶下说黄金，料得秋胡用计深。不是别来浑未识，黄金聊试别来心。”94可见，此时已经有秋胡有意试妻的说法，近代佚名京剧《桑园会》把秋胡戏妻改为有意试妻，并以之建构喜剧性情节冲突，成为非常著名的关目，应该说这一幻设是有其渊源的95。

　　三、《唐太宗入冥记》叙录
　　《唐太宗入冥记》（拟题），本篇仅存1个写卷，编号为S.2630。存142行，其中文字残损不全，脱漏颇多，难以卒读。王庆菽先生编入《敦煌变文集》卷2校理时指出：“标题原缺，依王国维、鲁迅以来所拟之标题。……本卷原甚残缺，每行末各缺二、三字。又原卷似分为多页，为伦敦博物馆整理时误黏，故秩序倒置，文义不明。现在开首一段，是原来放在中间的，今移置在首。”96整理后，主要故事情节已经具备。本事在张鷟《朝野佥载》卷6，其云：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97
　　
    本篇叙唐太宗生魂被拘入冥，阎罗王饬命判官崔子玉推勘其杀建成、元吉之事。崔子玉本为辅阳县尉，与太宗有君臣之分，其友李乾风（《朝野佥载》中的李淳风）即也为太宗请托。太宗以太子年幼，国计事大为由，盼能还阳延寿，并许以厚重钱物。崔子玉自觉官卑，也盼能获升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崔子玉勾改生死簿为太宗延寿10年，太宗封其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崔子玉告诫太宗还阳后，大赦天下，令人讲、抄《大云经》。此时，太宗腹饥，崔子玉为其取饭，全文至此，下缺。
　　此文虽残缺不全，主要情节却已具备。唐太宗贵为天子，入冥后，忧心忡忡，色厉内荏，贪生惧死，崔子玉生人判冥事，营私舞弊，索取钱财官职，凡此种种描写，颇具讽刺意味，显然是对现实社会官场权钱交易现象的折射。这种情节结构亦见于敦煌本《黄仕强传》，表面上打着宣扬佛法的幌子，实质上却揭穿了阴司行贿请托的黑幕。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将唐太宗和判官心理刻画得特别细腻微妙，充满了戏剧性、动态性，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里非常罕见，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堪称“心理剧”，值得研究小说史者的重视。
　　王国维、鲁迅拟题说辨正。王庆菽先生在《敦煌变文集》校注中最早提出，《唐太宗入冥记》之标题是王国维、鲁迅以来所拟，此说流播甚广，敦煌学者多习焉不察而予以认同，像《唐代小说史话》云：“《唐太宗入冥记》原缺标题，据王国维、鲁迅以来沿用的拟题。”98更有直接说此标题为王国维所拟的，如《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亦曰：“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首次将它介绍于国人，并拟题为《唐太宗入冥记》，后来诸家沿用不改。”99《敦煌文学概论》、《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均沿用此说，直至今日仍有学者继续此说100。
　　上引诸家均为敦煌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因此我们觉得对此传讹之说实在有辨正之必要。按：此说实不确，为未认真核对原文致误。对这一疏误，陈毓罴先生曾著文指出：“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及《唐写本残小说跋》两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皆谓此小说记唐太宗入冥事，并未代拟标题。今人习称之为《唐太宗入冥记》。”101然而，此说并未在敦煌文学研究界引起足够的重视。考诸王国维、鲁迅二位先生原文，陈先生也只说对了一半。说王国维先生未代为拟题，是；言鲁迅先生未拟此题，则非。准确地说，此题乃鲁迅先生所拟，与王国维先生无涉。因此，王国维、鲁迅拟题说当予纠正，应改为“依鲁迅拟题”，或“依鲁迅以来拟题”。
　　抄写年代诸说辨正。刘铭恕先生云：“文后另有小断片二，其一记有罗被子一条，罗衫子一腰。另片记有：天复六年（公元941）丙寅岁闰十二月廿六日汜美斌书记。”102且刘先生说其字体与小说抄卷完全相同，进而推断“天复六年”当为抄写年代。然而，史书上“天复”年号仅存4年，并无“天复六年”纪年，由此导致学者不同的推断结论。择要言之，有三种意见：
　　1.公元941年说，以刘铭恕先生为代表，施萍婷先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亦采其说103。他们认为“天复”乃“天福”之讹，“天复六年”是“天福六年”（941）之误。此说臆测的成分较多，且未考虑到题记中“丙寅岁闰十二月廿六日”的记载与“天福六年”并不相合，由此致误。
　　2.公元905年说，以张鸿勋先生为代表，伏俊琏先生《敦煌小说选析》亦仍其说104。此说的依据是：“此记纪年有助于本小说钞写年代之确定，惟‘天复’仅四年，乃唐昭宗年号，瓜沙边陲不知改元，仍书旧号，则‘天复六年’实为唐哀帝天祐二年（905）。”105推断的理由完全正确，然百密一疏，所得结果却误差一年。我们认为，此说致误的原由是，在年代的换算中未考虑到同一年的双重纪年，“天复四年”年中改元，“天复四年”同时又是“天祐元年”，故“天复六年”非“天祐二年”，而是“天祐三年”。
　　3.公元906年说。此说最早由邱镇京先生提出：“按天复为唐末昭宗之年号，三年即易天祐，故丙寅为天祐末年（西元906年），亦即唐代最末一年。”106萧登福先生也说：“天复年号，一共才三年，并无六年（由西元九〇一年四月起改元为天复，至九〇四年四月改元为天祐止）。天复六年丙寅，其实是天祐三年，西元九〇六年。”107结论正确，然亦有微疵。一般换算年号，应按继续年数即所跨年度来算，则天复年号实用四年而非三年。陈毓罴先生亦持此说，并对公元941年说进行了批驳，证据翔实，态度明确，他指出：“天福为五代后晋石敬瑭之年号，天福六年之干支纪年为‘辛丑’，是年为平年，亦无‘闰十二月’，与《题记》不符。……天复六年实即天祐三年（906），是岁之干支纪年为丙寅，有闰十二月，与《题记》正合。”108是可确信无疑。《敦煌变文校注》、《敦煌俗文化学》亦从此说109。此外，尚有多则材料可佐证此说：一，前蜀王建沿用天复年号至天复七年；二，敦煌写卷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记》，卷尾有“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此经，赞验功德记添之流布……”的题记；三，《全唐诗话》卷5“裴说”条云：“说只行五言十九首，至来年秋试，复行旧卷……天复六年，登甲第。”110四，敦煌文献中署有天复年号的卷子还有S.1604天复二年沙州节度使致都僧统筹帖S.6254天复七年文书，S.2174天复九年闰八月十二日神沙州百姓董如盈兄弟三人分割家业契，S.2575天复五年灵图寺徒众大行充寺主牒，S.5747天复五年归义军节度使南阳张某祭风伯文。111因此，在内证、旁证材料支持下，《唐太宗入冥记》的抄写年代可以确定为公元906年。
　　《唐太宗入冥记》的创作年代。王国维先生说《唐太宗入冥记》是唐人小说，对其创作年代未做进一步推定112。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也仅说其为“唐末五代人所钞”。此后，许多学者据《唐太宗入冥记》有“天复六年”的题记，以为它作于晚唐。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对大量敦煌写卷的研究表明，敦煌写卷中抄写者不一定是作者，同样，抄写年代也不一定是原作写成的年代。所以推断《唐太宗入冥记》的创作年代，除了年代的下限为公元906年可以确定外，在没有更多外证的情况下，唯有仔细考索内证，即作品内容留下的蛛丝马迹，才能得出大致的范围。对此主要有三种意见：
　　1.武后登位之初。萧登福先生说：“笔者以为《唐太宗入冥记》一文，每遇‘朕’‘帝’字皆低一格书写，可以证明它是写成于唐世。而由敦煌壁绘中已有‘崔判官’图形之存在，推知此故事之流行必早。再由张鷟《朝野佥载》已载有太宗入冥之事，推知此故事武后朝已存在。更由文中屡劝太宗抄写《大云经》，派人讲说《大云经》，而《大云经》系武后用以夺国之经典，由此可推知此文当写于武后朝；是一篇政争下的产品，因此文中每有丑诋太宗君臣之倾向。由种种迹象，我们可以考定《唐太宗入冥记》当是写于武后登位之初。”113陈毓罴先生赞同此说，主要依据陈寅恪先生对《大云经》的考证114。卞孝萱先生也推断时间为武周代唐之初，并说它是一篇在佛教果报掩护下，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115。
　　2.武后时期或稍晚。程毅中先生根据《大云经》的性质、联系《朝野佥载》的记载，推测：“《唐太宗入冥记》故事可能产生于武后时期或稍晚。”116
　　3.开元至元和、长庆间。张鸿勋先生则说：“首先本卷凡朕帝陛下皇帝等字前，均空一格，说明它确系唐代抄卷；其次，故事中太宗封崔子玉为‘采访使’，而此官之设乃开元二十一年分全国为十五道后事，则其上限不得早于此年；而故事中又言及‘街西边寺录’，则为元和、长庆间事，那么它的下限当在此后，确为唐人述唐事的一篇话本。”117
　　在没有确切外证的情况下，根据作品内容提供的线索只能锁定大致的时间范围。作品中有助考订年代的内证有：太宗庙号、空格示敬、《大云经》、采访使、及作品的倾向性等，这些论者均考虑到了。但是，采访使之设并非如张鸿勋先生所言始于开元年间，据《资治通鉴》卷207载，长安二年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则采访使之设最迟在该年（702）。另外，可以作为推断年代依据的还有“赐紫金鱼袋”，诸家均未提及。《容斋四笔》卷10“赏鱼袋出处”条云：“《随笔》书衡山唐碑别驾赏鱼袋，云‘名不可晓’，今按《唐职林·鱼袋门》叙金玉银铁带，及金银鱼袋云：‘开元敕，非灼然有战功者，余不得辄赏鱼袋。’斯明文也。”118 然而，据《资治通鉴》卷210孙佺战败后胡三省注：“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职事官五品以上，并给随身鱼袋。天后垂拱二年，诸州都督并准京官带鱼。”119可见，作品可能产生于武后时期或稍晚的说法是比较可取的。
　　对后世的影响。因为本故事深富创意，后来的小说家及民间艺人，常常以其为素材，添枝加叶、踵事增华，额外敷演了魏征梦斩泾河龙王，龙王向太宗索命，使其彻夜不得安眠，尉迟恭、秦叔宝镇守门神吓退龙王的鬼魂，为避免二将过于劳累，又画两人图象以代替，因而在民俗中两位唐初名将竟变为门神。此外，还有刘全进瓜以报答冥王等故事。《唐太宗入冥记》中崔子玉劝太宗还阳后修功德、抄《大云经》禳灾祈福，“发走马使，令放天下大赦”，诸如此类的情节构想对后世同类题材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例如，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10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魏征写信请托崔判官帮唐太宗还阳，崔判官勾改生死簿使唐太宗延寿20年，李建成、元吉特别是64处烟尘、72处草寇的众王子、众头目向唐太宗索命等情节均能在《唐太宗入冥记》中找到影子。只不过在敦煌故事中，写请托信的是李乾风，唐太宗延寿10年，太宗想到自己罪孽深重，“忆德（得）武德三年至伍年收六十四头□□（目之）日，朕自亲征，无阵不经，无阵不历，杀人数广。”120《西游记》第11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度孤魂萧瑀正空门”中唐太宗传赦天下罪人，第12回“玄奘秉诚建法会，观音显像化金蝉”中玄奘办水陆大会以超度亡灵，去西天取大乘佛经的情节和《唐太宗入冥记》似乎也有关系。清代褚仁获《隋唐演义》第68回“证前盟阴司定案”，也演绎了入冥之事。但是在入冥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人物形象又不断得到改造、修正，如崔判官一角，在后世小说中不完全是贪贿好名之徒，而是有一些私心而又通情达理之人；唐太宗也不再因为建成、元吉的控诉而被追入冥，相反，他是出于一片仁心想救龙王，因不知情而让魏征在睡中斩龙，被龙王追诉，过错几乎全不在太宗身上。当然，这里的唐太宗与《朝野佥载》中豁达开朗、乐天安命的形象还有一定的距离。就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而言，《唐太宗入冥记》的同类情节显然要比后代的这些作品要深刻、尖锐得多。

第三节 敦煌通俗小说叙录（下）

　　　一、《韩擒虎话本》叙录
　　《韩擒虎话本》（拟题），本篇仅存1个写卷，编号为S.2144，存218行，首尾完整。但从卷末结语看，似尚有一段祭语，原未抄，故事情节已基本完整。原抄无题，仅篇末有抄卷人识语1行：“画本既终，并无抄略”。通篇为散文，并无诗赞，朴实无华，既有史实依据，又善虚构幻设，故事传奇性极强，人物塑造也最为成功，在早期话本中较为罕见。
　　韩擒虎，字子通，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人，约生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戊午（538），卒于隋文帝开皇12年壬子（592）。韩擒虎以胆略见称，性好书，经史百家略知大旨。北周时，袭父爵为新义郡公，屡建战功。开皇初，拜为庐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任。开皇9年己酉（589），大举伐陈，韩擒虎以精骑五百，直入金陵朱雀门，执陈后主，遂进位上柱国。《隋书》卷52与《北史》卷68均有传。
   本篇叙周武帝摒斥佛教，海内僧尼还俗避祸。法华和尚隐居山中念经，八大海龙王日日来听。龙王为杨坚换脑盖骨，以使其戴稳平天冠，121并送法华一盒龙膏122，治愈杨坚脑疼之病。武帝知杨坚有天分，召之入京意图加害。时杨坚之女为皇后，备毒酒原拟自尽，却被武帝饮下身亡。杨坚乃篡周称隋文帝，金陵陈王不服，领军讨伐。贺若弼和年仅13岁的韩擒虎争相请战，擒虎斗阵战败任蛮奴，攻破金陵生擒陈王，被封开国公。后与蕃使殿前比箭，以劈筈箭威服蕃使。作为和蕃使，又以“一箭双雕”绝技震慑蕃王，因功受赏。后五道将军奉天符请韩擒虎作阴司之主，乃辞文帝升云雾而去。
　　关于写卷首尾是否完整，学者们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看法：
　　1.首尾完整说。学者们据篇尾“画本既终，并无抄略”的识语，认为话本首尾完整。胡士莹先生说：“在敦煌石室发现的文献中，可以算作‘话本’的，主要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本》、《师师慢语话》等三种，前两种首尾完整，显示出话本的初期风貌。”123
　　2.首残尾完说。张锡厚先生说：“敦煌写本《韩擒虎话本》原编号为斯二一四四，除卷首略有残佚外，是保存得相当完整的一篇话本小说。”124
　　3.首完尾缺说。李骞先生据篇末“祭而言曰”后无下文，认为：“可能后面还有短诗性的结尾，不过没写在话本上，而把它和《叶净能诗》的结尾比，则会更显明的看出这类‘话本’的结尾是以短诗一类的总结性内容结束。”125韩建瓴先生亦持此说，并推测了“并无抄略”一语的用意，他说：“抄写者依据的底本就未抄，所以特加声明‘并无抄略’。”126
　　各说均持其理，但根据《叶净能诗》、《庐山远公话》以韵语结尾的体制127，我们倾向于认为此卷首完尾缺说。本卷原无标题，基于文内非常明显的说话口吻，篇末又有“画（话）本既终，并无抄略”128的识语，与宋元话本结束套语“话本说彻，权作散场”类似，《敦煌变文集》校者认为“画”是“话”之音误字，拟题为《韩擒虎话本》，大多数敦煌学者均信从此说129。韩建瓴先生则认为写作“画本”不误，它正说明了原先的话本可以配画讲说130。此可聊备一说，“说话”是否有配画的形式，有待进一步证实。不管怎样，学者们在认定本卷是话本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分歧。
　　《韩擒虎话本》没有明确的抄写年代题记，判断创作年代只能依靠作品提供的内证，因而容易导致分歧。对它的创作年代，学者们有五种不同的判断：
　　1.唐武宗时代说。有学者依据话本开篇“会昌临朝之日，不有三宝，毁拆伽蓝”之语，推测道：“这一误会正好反映出这一话本产生在唐武宗的时代。”131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王庆菽先生曾指出：“会昌为唐武宗年号。离隋朝后二百五十二年。因周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反对佛教的，所以说话人对历史年代发生错误。”132邱镇京先生说：“此文起句云：‘会昌既临朝之日，不有三宝，毁坼伽蓝，感得海内僧尼尽总还俗回避’，按会昌乃唐武宗年号，是时虽亦极力压迫佛教，然已与韩擒虎所处之隋代相去二百五十馀年，故知此必开讲者不明历史年代，将周武帝误为唐武宗所致。唯开讲者既有斯误，则其著述本文之时期，离唐武宗（西元841—845年）之时代极远甚明。”133我们认为，年代的误题确实为考证作品的创作年代提供了线索，但恰恰说明了话本不可能产生于唐武宗时代，而不是相反。因为将前一朝代年号与自己所处朝代年号相混淆，明显有损于说话人所追求的“拟实”效果，是说话人所不愿为，也不敢为的。
　　2.唐代说。多数学者持此说。王庆菽先生曾著文指出：“在敦煌卷子中，既有原标题的《庐山远公话》和《韩擒虎话》，更加可以证实在唐代已经有‘说话’的底本‘话本’了。”134周绍良先生说：“从敦煌所发现的材料看来，其中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孔子项托相问书》、《秋胡》故事《话本》、《苏武李陵执别词》等，这些类似小说的东西，显然是一种民间文学，虽然里面大部分是宗教宣传品，但它可能模仿了民间文学形式，这也是宗教家一贯的伎俩。因之我们可以断定在唐代民间文学中是有短篇小说的。”135王重民、程毅中、路工、张锡厚、李骞、项楚诸先生均持此说。此说在年代确定上比较灵活，然也略显宽泛。
　　3.晚唐五代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韩擒虎为了威服大夏，曾自夸“隋文皇帝有一百二十指挥射燕都，尽总好手”。学者认为“射燕都”系假借后梁朱温“落雁都”事而演绎者。张鸿勋先生又据朱温与朱瑾交恶的时间，认为此话本编写年代上限不出光启三年，下限不出梁太祖在位之时（887—907、912年），可算是晚唐五代初的作品136。
　　4.西夏说。黄征先生据文中有“北蕃大下（夏）婵（单）于”之称，认为大夏即指西夏，但在注解时又感到此说的矛盾137。王宗祥先生已著文反驳此说138。
　　5.宋初说。韩建瓴先生从误用会昌年号、不避唐讳、职官制度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地考证，认为话本的创作年代在983年至1009年之间，因而是宋话本而不是唐话本139。刘铭恕先生“窥其内容，料系五代或宋初间人”，并据“落雁都”之名认为“由此一端，更可推见此话本的时代，绝不能在五代以前”140。王宗祥先生也著文支持此说141。在以上诸说中，前四说或多或少存在着证据不够充分，说服力不强的问题。相比之下，宋代说考虑周全、理由充分，形成了较完整的证据链，在没有更多文献佐证的情况下，可以信从。
　　对后世的影响。此篇所叙故事后代多有演述，清代褚人获《隋唐演义》于第1回“隋主起兵伐陈”节中编入，由于创作意图的不同，小说中对杨坚故事演之较详，而对韩擒虎故事反而从略，观其文，乃出自史传系统，文字简略，就文采及生动形象性而言，弗如本篇远甚。清代民间艺人编撰的《说唐全传》，第1回“秦彝托孤宁夫人，李渊决杀张丽华”142，所写大体与《隋唐演义》相同，可见其传承自《隋书》等史传系统者多，第16回提到韩擒虎：“他十二岁打过老虎，十三岁从幼出征，曾破番兵数十万，南征北讨，不知会过多少英雄，并无对手。后归隋朝，封为齐国公，不亚于杨林。”143十三岁出征的说法表现出与《韩擒虎话本》有一定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是比较淡薄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而《韩擒虎话本》的主要故事情节，还直接被英雄传奇小说《说唐全传》所袭取。”144显得不够准确。

　　二、《叶净能诗》叙录
　　《叶净能诗》（原题），仅存1个写卷，编号为S.6836。存263行，卷端稍有残损，失前题，以起首即为叶净能幼年学道论，前缺似不多；《敦煌变文集》编校者，据尾题题作《叶净能诗》，《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拟题为《叶净能小说》。145全篇通为散说叙述故事，与《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相同，却题作诗。以四言（间有少量五、六、七言）韵语39句结束。佛教有俗讲，道教亦有“道讲”，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韩愈《华山女》诗对“道讲”均有描述，也许《叶净能诗》是“道讲”的底本。
　　叶净能，通作叶静能，或作叶靖，是历唐高宗、武后、中宗三朝的著名道士，坐妖妄伏法。其事迹在两《唐书》、《通鉴》等史籍及唐人杂记小说中均有记述。唐代赵璘《因话录》卷5云：“有人撰集怪异记传云：‘玄宗令道士叶静能书符，不见国史。’不知叶静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时，有道术者乃法善也。谈话之误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误甚矣。”146宋代王溥《唐会要》卷67“试及邪滥官”条云：
　　其年六月，又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侍中桓彦范上疏曰：“陛下自龙飞宝位，遽下制云：军国政化，皆依贞观故事。昔贞观中，尝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至于普思等，是方伎庸流，岂足比踪前烈。臣恐物议，谓陛下不择人，滥以天秩，加以私爱。惟陛下少加慎择。”左卫骑曹参军宋务光上疏曰：“夫爵赏者，君子重柄。《传》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自顷官赏，颇示乖谬。大勋未满于人听，高秩已越于朝伦。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秘书监郑普思、国子祭酒叶静能，或挟小道，以登朱紫，或因浅术，以取银黄。既亏国经，实悖天道。《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此诚治乱安危之秋也。伏愿钦祖宗之丕烈，惕王业之艰难，远佞人，亲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时接见，无令媟渎。”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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