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体、通俗小说叙录与研究

敦煌古体小说叙录与研究

　　与敦煌通俗小说不同，敦煌古体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不具有变革性意义。大体而言，它们和以往的古体小说并无多大差别，在题材选择和叙事艺术上乏善可陈，因袭多于创获。客观地说，其主要价值在于，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五代小说，特别是佛教志怪小说的认识，使我们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唐代前后古体小说演变的轨迹。但是，不可否认，也有部分敦煌古体小说表现出相当的异质因素，少数作品篇幅超过千言，甚至近两千言，并已出现比较简略的场景描写，注意人物刻画的生动形象，特别是少数佛教志怪小说，实际已突破了宣扬佛教的主题，具有极强的讽世意义了。因此，敦煌古体小说也自有其价值，值得学者们加以研究。

第一节敦煌古体小说的范围

　　敦煌通俗小说均仅存一个写卷，且敦煌以外的其他地区并无保存，因此，其范围是比较明确、固定的。相形之下，敦煌古体小说的范围难确定得多，它们不仅在遗书中存有多种写卷，更为复杂的是，它们在敦煌遗书以外的存佚，经过学者的努力探索，虽然有些问题已较为清晰，但仍有部分作品难以确切断定。然而，如前文所说，一个专题须有独立的研究范围，敦煌古体小说也是如此，如非仅存于敦煌遗书，则只能称之为“敦煌藏卷里的ⅩⅩ”、或“敦煌本ⅩⅩ”，是不能直接名为“敦煌小说”的。当然，凭一己之力想考证清楚某些古体小说是否“仅存”于敦煌遗书，近乎不太可能，然而，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会有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答案。实际上经过学者们的爬抉考证，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有的已可作为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完好保存于敦煌遗书以外的作品，就没有理由仍强行将之纳入敦煌古体小说的范围中。
　　敦煌遗书保存的材料非常宝贵，所以对其取舍也应非常慎重。目前，根据敦煌古体小说的研究现状与成绩，对敦煌古体小说范围的确定，笔者以为，采取宁宽勿严的原则，是较为可行的办法。对于仅存于敦煌遗书，在敦煌地区以外没有发现的古体小说，作为敦煌古体小说来看待，自然没有疑义。对于敦煌遗书里的一些作品集，其所收作品有仅存于敦煌遗书的，亦有与中原见存的类似作品互见的，依据适当从宽的原则，只要作品集中有部分作品仅存于敦煌的，即可将之纳入敦煌古体小说研究的范围。
　　尽管采用了“宁宽勿严”的原则，以往被学者们当作敦煌古体小说来研究的许多作品，还是应该排除在敦煌古体小说之外。比如颜之推所作《还冤记》、唐传奇《周秦行纪》早已经人研究，在敦煌地区之外均保存非常完整，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版本、校勘、辑佚等方面。准确而言，应该称之为“敦煌本《还冤记》”、“敦煌本《周秦行纪》”，或者“敦煌藏卷里的《还冤记》”、“敦煌藏卷里的《周秦行纪》”。按照我们的界定，敦煌古体小说不包括这类作品，理当置之勿论。
　　在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一书中，周绍良先生撰写了《敦煌小说》部分，将敦煌藏卷里的古体小说作了研究，因为较为概略，所收作品不够全面，但可以确定，其中《唐京师大庄严寺僧智兴判》、颜之推《还冤记》不属于敦煌古体小说的范围1。《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智兴鸣钟感应记》鸣钟感应的故事，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9《兴福篇第9》之《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智兴传6》，道世《法苑珠林》卷32《眠梦篇26》之《感应缘》，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卷3“大庄严寺”下注，李昉《太平广记》卷112《报应11》“释智兴条”，所载与敦煌写卷略同2。颜之推《还冤记》，本误题为《冥报记》，王重民先生已辨其误，凡15则冤魂索报故事，皆见今本3。此外，《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在此也被归入敦煌古体小说中。
　　柴剑虹先生发表《敦煌古小说浅谈》一文，标举“古小说”的提法，客观上与通俗小说划清了界限，有很大意义。该文把敦煌古小说划为志人、志怪、传奇、幽默四类，并认为，敦煌古小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小说类写本的总称，因此收录范围也随之扩大4。将不少本不是敦煌古体小说的作品当作敦煌古体小说，其中明显而较易于区划者是，被归入志怪小说类的《还冤记》和被归入传奇小说类的《周秦行纪》，上文已述两作均非仅存于敦煌遗书，故不能被称为敦煌古体小说。在《石室齐谐——敦煌小说选析》一书中，伏俊琏先生基本仍柴剑虹先生之说5。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文学概论》中，张先堂先生所撰写的《敦煌小说》一章实际上是较早对敦煌古体小说的全面研究，文中并未将以上两部作品算作敦煌古体小说。但是，把敦煌古体小说分作“小说”、“佛教感应记”、“非感应故事小说”，似乎欠明晰，且把《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归入最后一类6。从敦煌古体小说的实际考量，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即志人小说、志怪小说7。在此基础上，根据题材内容的不同，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志人小说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所谓的杂传类作品，包括《敦煌变文集》拟题为《孝子传》中的几则故事等，另一种是笑话类作品，如《启颜录》8。志怪小说，可依据创作目的是否为宣教，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语怪家的志怪小说，并非以宣教为主要目的，如敦煌本《搜神记》；另一种是佛教志怪小说，即佛教灵验小说，绝大多数以赤裸裸地宣教为目的，这类小说在敦煌古体小说中数量最夥，其形式或将多则抄撮在一起集录，或散篇单录。

第二节敦煌志人小说叙录

　　志人小说记载人物琐闻逸事，“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9《笑林》、《启颜录》属于志人小说的范围。敦煌志人小说包括两类，兹将其分别作简单介绍：

　　一、《孝子传》
　　《敦煌变文集》用5个写卷整理成《孝子传》，现将五卷分别简介如次：
　　P.2621 卷，首残尾全，尾题作“事森”，存194行，行19至21字不等。所存内容可分5类：1．报恩篇（王三庆拟题），收录有灵辄报答赵盾、韩信报答漂母、五盗马贼报答秦穆公、汉光武报答楚晔、汉高祖报答翟母等事10；２．廉俭篇（篇名原有），收录许由、鲍焦、范宁、杨震、陈重、黄饷、郝子廉、羊续（兴祖）、孟宗、华歆等人之廉俭事迹；３．孝友篇（原仅有“孝友”无篇字），收录舜子、姜诗、蔡顺、老莱子、王循、吴猛、孟宗、丘吾子、曾参、子路、闵子骞、董永、董黶、薛苞、郭巨、江革、鲍出、鲍永、王祥、王褒、赵孝等孝友事迹；４．贞洁篇（王三庆拟题），收录宋贞洁事迹；５．敦信篇（王三庆拟题），收录晋文公、季札、孟子敦信事迹。卷尾有题记“戊子年四月十日学郎员义写书故记”，后附打油诗1首“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作随疑过，即与后人看。”
　　S.5776卷，首尾残缺，存24行，行22字，所存者为鲍出、王祥、王修、王褒、吴猛、伯夷叔齐等人孝顺故事。
　　S.0389v卷，背面，首尾俱残，存29行，行18至20字不等。所存为明达、郭巨、舜子、文让、向生等人孝顺故事。
　　P.3536vd卷，背面，首尾俱残，漫漶不清，存20行，行15至18字不等，依稀可辨为闪子、舜、向生、王褒四人故事11。
　　P.3680v卷，背面，首尾俱残，首起“丁兰刻木作慈亲”，讫于“时遇国王”，下缺。存17行，行21至22字不等，载有丁兰、王褒、王武子、闪子等人的孝顺故事12。
　　以上5个写卷原卷均无标题，《孝子传》之名只是在《敦煌变文集》的编辑中王庆菽先生根据故事内容拟定的。对此，以前没有什么怀疑，近来学者们纷纷质疑。首先，潘重规先生在《敦煌变文集新书》“孝子传”第1则校记下说明：“规按：伯2621卷凡白纸七纸，有上下栏，首载施报事数则，次廉俭篇，次孝友篇等，似一类书。”13程毅中先生认为，P.2621号、S.5776号是类书的残卷，把它们与其他写卷合拼成《孝子传》没有依据14。曲金良先生也对这种作法加以质疑，主要是因为5个写卷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体例15。王三庆先生分5点，具体指出其矛盾：
　　
　　1.由于文字差异极大，而有一人两出者，如舜子、郭巨等；有三出者，如王褒。既然五卷合并整理，如果不是来自同一底本或复抄本，勉强牵合于同一篇中，是否合理？尤其同一人故事，文字差异极大，则这种集结方式，更有待商榷。
　　2.每则行文体例不一，有以人名冠首者，如舜子；有以书名冠首者，如会稽录之薛包；有以辞条冠首者，如“始投杼以伤怀”之曾参，“思负米而流涕”之子路。这几种不同的行文体例，说明各卷不是同一人的作品或复本，如果把它櫽括在“孝子传”的名称下，其不合理者二。
　　3.每则结尾有用书名作结者，有用七言诗四句作结者，这两种情况并存在舜子、郭巨、王褒等两出、三出的条目里。大部分的情形是以书名作结，如姜诗出于列女传，蔡顺出于后汉书；另外，明达、文让、向生诸条目，又以其言“诗曰”四句作结。因此，这些参差不一的情况，如何能够笼统的混合在一起。
　　4.王褒条目后，如宋死贞洁、扶风马融之女珠、晋文公三舍、季札挂剑、孟子、伯夷叔齐等事类，尽非孝子文字，也被收录，更不合理。
　　5.孟子条目后，有一行题记和一首书后题诗，杂入孝子传内文，显得不伦不类。16
　　　　
他还建议将拟题的《孝子传》分为两部作品，一种是由乙、丙、丁3卷整理成9个故事的《孝子传》；一种是由原卷、甲卷整理出的《事森》。本文所指《孝子传》即取其界定，《事森》里各作品均在敦煌遗书外有存留，故不属敦煌古体小说。《孝子传》计有丁兰事、王褒事、王武子事、闪子事、明达事、郭巨事、舜子事、文让事、向生事。其中，王武子、明达、向生事不载于他书，根据放宽的原则，它们勉强可以划入敦煌古体小说中。其内容与一般的孝子故事相同，形态也是“丛残小语”，但是这3则故事有个共同的体制特征，即结穴处以4句七言诗概括故事内容。如“王武子”条：
　　王武子者，河阳人也。以开元年中征涉湖州，十年不归。新妇至孝，家贫，日夜织履为活。武〔子〕母久患劳（痨）瘦，人谓母曰：“若得人肉食之，病得除差。”母答人曰：“何由可得人肉？”新妇闻言，遂自割股上肉作羹，奉送武〔子〕母，母得食之，病即立差。河南尹奏封武〔子〕母为国太夫人，新妇封郢郡夫人，仍编史册，开元廿三年行下。诗曰：
　　　　　　　　武子为国远从征，母病湌人肉始轻。
　　　　　　　　新妇闻之方割股，阿家吃了得疾平。17
　　“明达”条：
　　……由（犹）不足，更被孩儿减夺，老母眼见消瘦，遂于半路将儿卖于王将军。其〔妻〕见儿被他〔卖〕去，随后连声唤住，肝肠寸断，割妳（奶）身亡。诗曰：
　　　　明达载母遂（逐）农粮，每被孩儿夺剥将。
　　　　阿耶卖却孩儿去，贤妻割妳（奶）遂身亡。18
　　“向生”条：
　　向生者，河内人也。慈母年老，两目俱盲，时遇贼寇相陵，向生遂被讨征，新妇在家。向生〔妻〕厌贱，好食自湌，粗食将与向母，向母自嗟叹云：“不种善因受艰苦。”新妇大怒，乃取猪粪和食与湌，又更骂辱。天见不孝，降雷霹雳至死，又书背上：“向生妻五逆，天雷霹雳打煞。”阿家再明。诗曰：
　　　　向生养母值艰危，被射（讨）边庐未得归。
　　　　新妇家中行不孝，天雷霹雳背上捶。19
从三篇作品的叙事看，唯有粗略概述，而无细致描写，但其结尾附诗的体制特征值得注意，它丰富了我们对古体小说形态的认知。正是根据以诗结尾的体制，有学者认为它们是敦煌话本的原始材料，而我们认为这表现了通俗小说与古体小说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

　　二、《启颜录》，编号为S.0610a，是1长卷，卷首题为“启颜录”，下题“辩捷、论难”，卷末有小字双行题记：“开元十一年（723）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于二舅”20。共305行，行23至25字不等。卷尾完整，书法清朗秀逸，在敦煌写卷中洵属上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据此可知是距今1200多年前盛唐玄宗时抄本，应为该作现存于世最早的1个写卷。同卷306行接抄《杂集时用要字一千三百言》12行（存“二仪部第一”、“衣服部第二”、“音乐部第三”），又有失名类书8行。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保存不少笑话故事，如人们所熟悉的拔苗助长、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画蛇添足之类。但论起记录笑话的专书，却不能不推《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邯郸淳《笑林》、新旧《唐书》著录的侯白《启颜录》为最早。《旧唐书·经籍志》卷下“丙部子录小说家”类著录：“《启颜录》十卷，侯白撰。”10卷本《启颜录》早已佚失，敦煌本《启颜录》也是残本，现存4个类目共40条故事，每类之下集性质相近的故事若干则，即：“论难”7则（1—7），“辩捷”6则（8—13），“昏忘”14则（14—27），“嘲诮”13则（28—40）。
　　侯忠义先生认为:“《太平广记》引《启颜录》六十六条，今人王利器《历代笑话集》据敦煌卷子辑得三十六条，采录《太平广记》二十五条，计六十一条。”21王利器先生在《历代笑话集》中征引敦煌本《启颜录》条目远远多于《太平广记》所引条目，可见多么重视其文献与文学价值。其实，《启颜录》在《太平广记》中被征引条目最多也最早，共选69则，敦煌本有16则与其所征引相重，而“辩捷类·徐之才”条《太平广记》注明引自《谭薮》。两种版本的分类编排不尽相同22。敦煌本《启颜录》里17则在《太平广记》中有载录，其外新添了4个篇目和23则故事。4个篇目分别是“论难”、“辩捷”、“昏忘”、“嘲诮”；新增的23则故事，分别是第5则，第14至28则，第32则，第35至40则。我发现，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下卷1则故事与敦煌本《启颜录》第17则“昏忘”篇“痴人买镜”之事十分相似，兹将其引录如下：
　　苏州有一商，将赴京，妻曰：“汝到京师，买梳而来。”商曰：“我善忘，汝图形示之。”妻指半轮月曰：“此是梳形也。”商曰：“诺。”暨到京师，爱（？）一妓，尽费其财，空还。从者曰：“娘子所求，何不买哉？”客人忽悟，仰视皎月团团，恰似明镜。即买铜镜，置诸箱中，回程到家。其妻馈酒三杯，仍言：“我请首饰，何不买来？”商开箱示之，便是铜镜。妻对镜，见其影，怒掷镜，大骂。姑曰：“我子才回家，汝何故与斗？”妻曰：“如今带妓而来！”姑云：“妓在何处？”妻取镜示之。姑见其影，姑又怒掷镜，骂子曰：“畜生！畜生！妇之骂汝，岂不宜哉！尔带小艾，犹为不足，又带老妇而来乎！”邻人闻之，笑曰：“尔不知明镜照妍丑，真天下第一痴也！”23
这个现象非常值得重视，当然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地辨析、考证。鲁迅先生当年评价《启颜录》：“《启颜录》今亦佚，然《太平广记》引用甚多，盖上取子史之旧文，近记一己之言行，事多浮浅，又好以鄙言调谑人，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矣。” 24主要依据的是《太平广记》所引“出六斤”、“蒲州女婿”等条，综观敦煌本新增条目亦多类此，如“嘲诮”中侯白等则，“昏忘”中卖羊等则，确有俳谐过甚、流于轻薄的毛病，但也有多条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的。例如第14则所写昏聩健忘的尚书省员外王德，竟记不住办公地点及随从，第16则所写恍惚多忘的洛阳令柳真，迎客之顷即忘记该杖责的罪犯，让其离去，均对尸位素餐、颟顸愚蠢的朝廷命官极尽讥刺、嘲讽之能事。尤其是第22则：
　　
　　陈长沙王叔坚，性骄豪暴虐，每食，常遣仓曹哺饭至，至食欲饱，即问仓曹云：“可罢未？”仓曹若报道可罢，便嗔责云：“汝欲饿煞侬！”乃与杖一顿。若报道未可罢，又责云：“汝欲胀煞侬！”复令与杖一顿。每一食间，仓曹未尝免杖。后食生菜，令仓曹作生菜樊，至食了已来，更无所问，乃所（索）浆水漱口。仓曹私喜，谓得免杖。漱口讫，又责仓曹云：“何因生菜第五樊中，都无（蓼）味？”复令杖一顿。25
　　
长沙王是陈朝“权倾朝廷”、“少而严整，又颇使酒，兄弟惮之。”“昏忘”篇中的这则故事通过日常饮宴之事，以小见大地揭露了其无事生非、暴虐乖戾、滥加人罪的丑恶嘴脸，相当深刻传神。另外，尚有揭露僧徒虚伪狡诈的篇章，如敦煌本《启颜录·嘲诮》1则故事云:

　　尝有一僧忽忆吃，即于寺外作得数十个，买得一瓶蜜，于房中私食。食讫，残留钵盂中，蜜瓶送床脚下。语弟子云：“好看我，勿使欠少；床底瓶中，是极毒药，吃即杀人。”此僧即出。弟子待僧去后，即取瓶泻蜜，揾食之，唯残两个。僧来即索所留蜜，见唯有两颗，蜜又吃尽，即大嗔云：“何意吃我蜜？”弟子云：“和尚去后，闻此香，实忍谗不得，遂即取吃。畏和尚来嗔，即服瓶中毒药，望得即死，不谓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即吃尽我尔许！”弟子即以手于钵盂中取两个残，向口连食，报云：“只做如此吃即尽。”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26

此僧违犯佛家“不贪”、“不妄语”之戒律，悭吝欺众、既贪馋又妄语，最终反受戏弄，讽刺的锋芒非常犀利。据张鸿勋先生考证，《金瓶梅词话》里陈经济当道士时的一段戏谑情节，与此惊人的相似，可能曾受其影响27。可见，敦煌本新增的故事批判性很强，非一般浮薄肤浅的谐谑文字可比。此外，从中亦可考见当时社会生活之风俗习尚。例如，7则“论难”故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风行的“论难”的具体情形，既有佛家的论难，也有儒家的论难，还有三教论衡。作品利用儒、释、道三家经典胡诌歪批、呵佛骂祖，无论在佞佛法的南北朝，还是在《启颜录》结集成书的隋唐时代，均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

第三节敦煌志怪小说叙录

　　中国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主要源于巫觋和方士的荒唐之言，内容以侈陈远方异物，张皇鬼怪，称道灵异等为主，其特色是深具神怪色彩。东晋以后佛教盛行，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等思想渗入志怪小说，形成新的品种，志怪与宣扬因果报应合流，成为教徒们宣扬宗教的一种利器。根据是否有意宣教，志怪小说大体分为：语怪家的志怪小说、宗教家的志怪小说两类。根据这一标准，敦煌志怪小说可具体分为：语怪家的志怪小说和佛教的志怪小说。

　一、语怪家的志怪小说
　　句道兴《搜神记》，未见历代正史艺文志及公私藏书目录著录，唐、宋以下的类书和各种载籍也未见引用，似乎只流行于民间，或者仅流传于敦煌，士大夫阶层、藏书家未曾寓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的句道兴撰《搜神记》1卷，有6个写本：
　　散902卷（即《敦煌零拾》所据的中村不折藏本），首完尾残，首起“昔有樊寮至孝”，讫于“惠王先患冷病，因食蛭，病遂吐”，至此下残。卷首题“搜神记一卷句道兴撰”，次有“行孝第一”4字，正文载33个故事，保存故事最多，除S.6022卷之“隋侯珠”、S.2072“左慈”两则外，所有卷子的故事均见于中村不折本。
　　 S.0525卷，卷首题“搜神记一卷”，首完尾残，存168行，行21至24字不等，载管辂、秦缓、刘安、辛道度、刘寄、杜伯、侯霍、赵子元、王子珍、梁元皓等10个故事。
　　S.6022卷，首尾俱残，无题记，存69行，行几字难辨，载梁元皓、段孝直、王道凭、刘寄、杜伯、隋侯珠6个故事。
　　P.5545卷，首残尾完，无题记，存109行，行33至37字，载田昆仑、孙元觉、郭巨、丁兰、董永、郑袖、孔嵩、楚庄王、孔子、齐人、楚慧王11个故事，卷尾空白处有涂鸦云：“此是阿谁文书”六字。
　　P.2656卷，前后残佚，无题记，存34行，行17至20字不等，所存为张嵩行孝，化生堇菜；焦华仲冬得瓜，以救父病；羊角哀报并粮之恩；张嵩天感至诚，放母还活4事。
　　S.2072卷，原卷前后残损严重，存393行，行22至28字，无题记，残存：（工歌）、工书、善射、（巧艺），方术、善相、鉴识、（权智）、医卜、占梦、高士、勤学、志节、儒行等14篇，共105条，乃节本《雕玉集》残卷，实非《搜神记》。
　　P.2656 “张嵩a”文末注云：“出搜神记”。从文句差异过大与注引《搜神记》的角度，张锡厚先生已论证其必非敦煌本，并指出它的价值主要在可供校勘之参考28。既然如此，为审慎起见，P.2656卷“羊角哀、左伯桃”1则是否属敦煌本《搜神记》应当存疑待考，不宜直接予以采用。王国良先生据此认为，目前通行的《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所录第35则，应予删除29。然而，项楚、李剑国两位先生在所著考证文章中，仍将其作为敦煌本《搜神记》看待，这一作法似可商榷，对此条还是以删正为佳30 。
　　那么，是否如王国良先生所言，敦煌本《搜神记》只有34条呢？关键在于如何看待S.2072卷子，它虽非《搜神记》但《左慈》条注云“搜神记”殊堪注目，这说明《搜神记》是其征引书之一，既然此条注明出自《搜神记》，理应将其补入敦煌本《搜神记》，删去“羊角哀、左伯桃”1条，补入“左慈”1条，则敦煌本《搜神记》仍有35则。张锡厚先生即认为应将“羊角哀、左伯桃”条排除，而纳入“左慈”条31 。这样，敦煌本《搜神记》35则分别是：
　　1.樊寮事后母：樊寮孝事后母吮痈卧冰求鲤而感天事。
　　2.张嵩孝母：陇西张嵩孝母感天得堇菜并母亡后复生事。
　　3.焦华得瓜：汉末长安焦华孝父感天得瓜事。
　　4.榆附扁鹊：良医事，极简。“汉末”以下一节系华佗事，缺其名。
　　5.扁鹊活虢太子：扁鹊事。
　　6.管辂救赵颜子: 管辂预知赵颜子当死，授以法使其延命事。
　　7.齐景公梦病鬼：齐景公梦病鬼化二虫入膏肓而死事。
　　8.刘安善卜：河间刘安为赵广占吉凶事。
　　9.辛道度：陇西辛道度雍州遇秦文王亡女冥婚事。
　　10.侯霍救鬼：白马县侯霍救鬼得妇事。
　　11.侯光侯周：侯光被杀报郭欢葬祭之恩并复仇事。
　　12.王景伯：会稽王景伯遇刘惠明亡女冥合事。
　　13.赵子元雇女鬼：秦时韩陵太守赵子元雇女鬼作衣事。
　　14.梁元皓段子京：刘泉（渊）时梁元皓、段子京为鬼事。
　　15.段孝真冤报：汉景帝时长安县令段孝真被雍州刺史梁元纬冤杀见身复仇事。
　　16.王道凭：秦始皇时九县王道凭未婚妻唐文榆复生事。
　　17.刘寄冤报：冯翊人刘寄被杀报冤事。
　　18.杜伯冤报：周宣王枉杀杜伯为杜伯鬼魂射杀事。
　　19.千日酒：青州刘玄石饮千日酒醉死三年事。
　　20.李纯犬：孙权时襄阳纪南李纯犬乌龙救主事。
　　21.李信入冥：汉陈留信义李信因孝母被召入冥而放还事。
　　22.王子珍：汉景帝时太原王子珍与友鬼李玄事。
　　23.田昆仑：田昆仑娶天女为妻生田章及田章觅母事。
　　24.孙元觉感父：陈留孙元觉感父孝祖事。
　　25.郭巨埋儿：后汉河内郭巨养母埋子得金事。
　　26.丁兰刻母：河内人丁兰刻母供养事。
　　27.董永卖身葬父：前汉董永卖身葬父孝感天女下降事。
　　28.郑袖谮妾：楚王夫人郑袖事。
　　29.段金之交：山阳孔嵩、范巨卿交友得金事。
　　30.断缨人报恩：楚庄王臣戏宫女被断缨，后救王报其不罪之恩事。
　　31.孔子问老人：孔子与老人问对事。
　　32.齐人空车：齐人鲁人互相救助事。
　　33.楚王食蛭：楚惠王食水蛭病愈事。
　　34.隋侯获珠：隋侯救蛇得珠事，原文缺文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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