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奎的新著《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即将要问世了，他叫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想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所以就很快地答应了。然而，真要下笔却颇费思量，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认识桂奎，大约己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其中的“红娘”，就是我们共同喜爱的话本小说研究。大概是我以前写过几篇话本小说的研究论文的缘故吧，他得以把我引为同道，并把自己撰写的一篇论文寄给我看。我清楚地记得哪篇论文写得不错，很有见地，给我有许多思想上的启迪。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在写作上也显得较为幼稚。而且从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似乎还存在着如何开掘以提高论述的深度的问题。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桂奎，肯定了他的这篇论文的优点，同时也不留情面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怎样修改和提高的积极的建议。我记得曾在这封信中建议他以后在写作学术论文时，不仅要注意论题的横断面，把相关的论据如开中药铺似的罗列成一、二、三、四的一大堆，因为这些都是平面的东西，它们虽然也很重要，但往往只是论题展开论述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些论据为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纵向的研究，这样才能使论文不仅仅停留在平面上，而可以使它更有立体感，论题也可以得到更深入的阐发，以使其更有学术的说服力。这正好像我们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在讲完了各种问题以后，学生往往会感到不满足。他们在知道了“是什么”以后，还会问老师“这是为什么”。我们研究学问写文章也是这样，要尽量做到纵横交错，增强立体感等等。这些看法，其实也是我在论文写作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只是想提出来和他交流切磋。没想到，这番话却让桂奎很感动，也甚有同感。以后在和我的叙谈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并且把它作为事例，在对学生上课时一再引用，从他的家乡临沂直到上海，都是如此。这让我相当汗颜。
　　而尤其今我汗颜的是，桂奎在话本小说以及其它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艰苦的耕耘，而我近年来的研究，虽然也游走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行列中，但学术的“兴奋点”己有所转移，所以读着他的这部新著，心中更觉得他的坚守之不易。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话本小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上承汉魏唐五代小说，下启明清章回小说，是小说嬗变历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这种重要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①类似的话，他还说过几次。明清时代的几部长篇文学名著，试问：有哪一部不是先有话本，再有全篇，在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或者不和话本小说发生密切联系的呢？然而，研究者们似乎仍然看不到这一点，孜孜不倦地研究话本小说的人不多,从这一现象中也许可以看到至今它依然还没有走出被冷落的寂寞困境。今天的中国有哪么多的学术性研究社团，可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中国话本小说研究学会”之类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几年，我对话本小说研究虽然没有歇息，但探究它的兴趣比前退了很多。我和桂奎结缘于话本小说的研究，而今桂奎依然痴心不改，成绩斐然，而我却进步不大，内心颇不平静，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桂奎的这部新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话本小说的研究，下编则是明清四大长篇小说名著的研究。这就说明：他的视野所及，不光是话本小说，而且也关注着其它的优秀小说。这部新著的研究对象，由话本而扩至明代的“四大奇书”，我认为是很聪明的。它至少可以证明：桂奎在这部论著中所要阐明的题旨是有广泛而普遍之意义的。其贯穿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乃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发展历程。这使全书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的升华。
　　这部论著中要揭示给人们的题旨是什么呢？我想读者诸君和我一样，是可以从书中找到非常明确之答案的。那就正如这部论著的书名所示，作者致力于从艺术形式层面入手，对元明小说的叙事形态和社会物欲世态作同构研究，以期比较全面地剖析“食”、“货”等等经济要素对小说文本的叙事意义。这也就是说，桂奎在这本论著中努力追求的是社会经济生活和作家艺术创作的关系。也正因此，他在上编中重点探讨了“钱财”观念、“钱财”意象和江南经济文化对话本小说叙事的作用，并进而择取元明经济背景下的“设局诳骗”、“士商互动”、“女资助男”等创作母题以及角色动感作了初步的研究；而下编则从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名著出发，对当时的物欲世态对于这些作品叙事的影响，以及“钱财”意象和经济修辞话语对各种不同叙事形态所起的结构作用尝试着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读完全书之后，应该说，对于作者的这番良苦用心，我们是能够体悟到的，并且也从中获得了许多教益。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对于小说《西游记》的研究，学者们以前较多地集中在它的作者、版本、成书过程、艺术审美和思想主题等等方面的研究。在小说的思想主题方面的研究，虽然目前己有十多种说法，但主要仍然围绕着宗教、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话题，较少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去探究小说的奥秘。而桂奎却认为：“《西游记》在充分凸现神魔人欲的过程中，还别具匠心地让他们的各种经济诉求参与叙事，并使包含着丰富的世俗寓意的食、货成为故事的构架。”为此，他从财货在小说中的叙事要素、猪八戒的“嘴巴”以及孙悟空在铲除各类妖怪过程中的各种“买卖经”等方面入手，娓娓道来，情趣盎然。这类论述，虽然着墨不多，然而因为说到了点子上，要言不烦。尽管这些不是作者的“原创”，但经过桂奎的思想过滤和生花妙笔的艺术加工，还是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类似这样的叙述，全书比比皆是。只要有意拈出，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这部论著的最为鲜明的一种特色。
　　文学（当然也包括小说）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视角。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民俗的、当然还有经济的等等，都能“条条大路通罗马”，从各种不同的路径达到研究之目的。建国后有一段时期,学者们通常比较习惯于选择政治的、社会的视角去研究文学，而近年来的研究，又大行文化之道，把文学的研究和文化、哲学以及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力求更深入和全面地透视文学。如这部论著所揭示的那样，用经济的视角去观察文学，以期洞穿文学的真正意蕴，这样的研究，对今天的不少学者来说，还不是很熟悉的。作者在财经大学任教，恰如“在商言商”者那样，近水楼台先得月，多少受到一点“财经”的熏陶。加上他供职的人文学院，对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学的关系研究甚为重视，近年来己先后和《文学评论》编辑部等联合举办了三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会议的论文集，并且准备出版丛书等等，在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今他力图通过经济的视角来研究元明小说，这部新著就是在这一学术氛围下写出来的。
　　读着这部即将面世的新著，我的头脑中忽然跳出了一个问题：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很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因素,首先在于它能在学术上要有创新之处。创新,就是人们常说的学术质量或学术水平;创新,就是要在学术上有所发现,并且持有个人独特的学术见解;创新,就是要在原有的学术基础上不断前进，为他人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诚然,学术研究中的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原因就在于学术乃天下的公器，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独占和垄断。同一个学术的悬案，只要有人感兴趣，全世界的人,不管民族、肤色、年龄、性别，都可以进行研究。不仅填补学术研究中的空白点是创新,而在原有的学术基础上前进,这也是学术的创新。学术论著的创新,也不光表现在它的内容上,而且还可体现在它的研究方法上的改变。毫无疑问，《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是一部学术创新之作。
　　我们还是从经济的视角来研究文学这个问题来说吧。看起来，它似乎也是一个老问题了。因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学者关注经济和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撰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如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郑振铎先生的《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等大作，都是从经济视角来探究文学的很好例证。有一篇长文甚至直接取名为《<红楼梦与中国经济>》等等,更是高举起“中国经济”的大旗。只是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左倾路线横行，庸俗社会学统治了一些人的头脑，才使透过经济来研究文学的路径得不到学者们的重视,甚至还常常遭到某些人的诟责。如今在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上,重新关注起从经济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的问题,虽是有点老调重谈,然而，这无疑也大大地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让文学研究重新回归到最基本的轨道上来,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桂奎的这部新著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说通过经济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是让文学重新回归到最基本的轨道上来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呢？对此，作者在“导论”中作了很好的说明。首先，他从近年来西方流行的文艺理论，尤其是叙事学的理论说起，认为在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文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和关联越来越密切。这种互动和关联可用“难分难解”和“千丝万缕”这八个字来说明。它们在互相渗透中协调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往往有着文学的参与，经济学理论的说服力要靠文学修辞来支持;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也常常依托于一定的经济背景，文学理论的现实感、形象感也需要借助经济学话语来隐喻。两者相互启发，互相依存，对从社会的经济生活的视角切入文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其次，他认为，一般来说，文学文本都蕴涵着某种经济学的思想，而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又无不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来向社会文化的各种熏陶，其中尤以文学为重，所以在社会物欲世态与文学叙述形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源性，据此，研究者可以把“食”“货”等物欲世态置换为小说的叙事形态。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也确实存在着不足。所以作者在身体力行地作了认真的研究后，还进一步向同道们呼吁：“作为文学回应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方式，‘物欲’叙述的主要价值理应体现在形式层面上。从叙述学的功能意识着眼，将这种‘物欲’叙述还原为一种文学叙述现象，来探讨其对文本生成的结构功能和实践意义，是我们开展创新研究应当肩负起的使命。”我们应当体察作者的这一番良苦的用心。
　　在我看来，通过经济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确实也是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这是因为：第一,文学是人学,而人要在社会上生存,一点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撑。这个道理人人都懂,用不着我在这里再费口舌了。第二,文学的产生，须臾也离不开社会的经济生活。即如小说来说吧，在还没有文字的岁月中，故事的流传在人们的口头上进行，它较多地源于人们在劳动间歇时的互相谈论，因内容多为市井闾里间的细小的琐闻和家长里短之小事，所以称其为“小说”，与军国大事等“大说”相对。后来，它经文字记载，通过史官、巫靓和方士，进入了历史著作等,更是和经济发生着密切的关系。第三，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活动的推进。如词的由民间进入宫廷,与权贵们的奢侈极乐大有关系。如果不是皇宫的赏识,它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风靡全国呢？第四，人们经济方式的改变也能带来文学的变化。例如,小说在元明时期的迅速发展,长篇小说占据主流地位,原因很多,恐怕也和宋代雕版印刷业的高度发展是分不开的。第五,文学是表现人的情感的艺术，而人之情感则会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生转移和变动，这必将对文学的表现带来各种不同的形态，等等。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离不开经济，也离不开文学。经济和文学，犹如一对亲兄弟，血脉相同，气息相通 ，形影不离。通过经济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可以更加真实地贴近文学跳动的脉博，使研究展现出新的面貌来。
　　近年来，在文学研究中，不少人比较注意文化研究，尤其是关注它的思想研究。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有思想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创作者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而且也因为它据以创作的材料都会呈现出特定的、丰富的思想。思想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文学作品的强大的、持久的、乃至是永恒的艺术魅力，来自于它蕴含的深刻的、丰富的、有价值的、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思想。一部思想平庸的作品,决不是好作品。学术论著也是如此。它的学术生命力,是和它在论著中展现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关系。什么是思想？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经有一句名言说,它是指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有意识的反应。据我的理解,他所说的这种有意识的反应，源于人类的大脑，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得到的。或者换句通俗的话来说，所谓思想，它应该是指人类智慧的结晶。思想，看似自由的、无形的、毫无一点拘束的，然而，事实上它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它必须经过意识形态的确认，才能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制度、法律与政策，真的在社会疗救上收到实效”②换言之，思想应是有形的,它可以通过人类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法律法规等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学术作为人类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化的载体，理应是思想展露的一个平台。我们之所以需要学术，就表明了人类对正确思想不断探索的一种可贵的追求精神。近20年前，我为澳门的《华侨报》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学术贵在发现》，其中提到学术研究时说：“我们之所以需要人文科学,其终极目的乃在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促进人类自身的进步。换言之，在人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长期斗争中，学术研究是其中一种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武器。而要使学术研究真正为人类做出贡献,创造性的科学发现乃是唯一的、最高的价值目标。诚然，科学的前进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创造性的独特发现，也与现有的学术成果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能在前人和时贤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人类提供迄今为止尚未领悟的客观真理，那么，任何发现未知世界的创造性学术劳动，都应获得尊敬和奖赏。”这是我的心里话。所说的“创造性的科学发现”和“创造性的独特发现”等，都是对思想艰苦探索的结果。相对于其它高级动物而言,人，是有理智的。这种理智的表现形式就是思想。一个人若没有思想,就是一个废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思想，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前途。人类倘若失去了思想,岂能向前迈进？思想对于我们来说,犹如空气、阳光、水，须臾离它不得。学术创新,说到底,其实也就是思想的创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新著,应该说还是有思想的。它凝聚作者对元明时代小说的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之关系的认真思考。例如，书中有一章《江南经济环境与话本小说时空建构》，叙述了元明时代的话本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江南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作者将话本小说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物与江南的地域特征、地质构造乃至是节日风尚等一一相互印证，认为“话本小说大多是江南人或旅居江南的文人创作的。他们多依照江南时空来结撰故事,即使叙及江北时空,也不会像历史学家那样进行考察坐实，而往往参照江南经济环境以及风俗、风物去写。既偏向于选择有江南味的风情去写，又写出某些江北风情的江南味，这就使得这一文体带有鲜明的‘江南文学’特征。”相信了解话本小说的读者，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读者，都会赞同作者的这一结论。我是江南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内心感到十分的亲切。而在以前的话本小说研究中，自己对作品中如此鲜明的江南文化特征居然没有注意到。桂奎是北方人，那里没有水乡，而他竟然十分关注话本小说中的江南特征，并且做了很好的研究，这一点也使我深为感慨，同时也说明了作者的研究比较深入。60多年前，吴泽先生出版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一书，着重论述了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的发展问题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们对文学的地域特征更加重视，然而，在此问题上，研究者还没有做出更大的成绩。桂奎注意于此,这也体现了这部论著在思想上的不懈追求。
　　桂奎的这部新著是一本创新的、有思想的学术论者。然而，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无限止的,思想的发展也永无止境。如果作者能在“是什么”的基础上，再深入地阐述一下“为什么”的问题，恐怕更将为它增色添彩。毫无疑问，他在此书中力图要努力追寻的是元明小说的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之间的关系。我想要说的是：中国的小说发展从两汉至当代，历经近两千年的时间，作者为何要单独拈出元明时代的小说来做研究对象呢？如果说, 我国元明时代的小说比较发达，那么，这种发达的原因在叙事形式方面以及它和“物欲世态”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地方，作为读者，我并厂不满足于作者在这部论著中所阐明的答案，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作者来做进一步的解答。另外，个别命题的阐述也可再行仔细斟酌，或者在行文时可考虑得再细密一些,这样必将使论述更为严谨。如在叙述“钱运”的观念和荒诞性的叙事结构时，可否再列举若干“发迹变泰”主题的话本小说来做说明。因为在哪些小说中，人们期待一朝发迹、顷刻变富的心声，对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的荒诞性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相当明显的，等等。这些当然只是此书的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之处，或许这是有点吹毛求痴了。
　　学术论著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思想创新。由学术论著的生命力，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学者的生命的意义。说到底，学术是要靠人去研究的，学术论著的撰写也要有人来完成。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学术的生命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学人，在今天应当说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学术，让思想更得到充实和提高，在广阔的思想世界中自由遨翔。因此,我常想：人，活着在人世，他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社会中，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无所事事的芸芸众生，他们一天到晚沉溺于麻将棋牌，直至吃喝玩乐,在消耗着人类大量的资源。这类人活着，除了只剩一具空壳的躯体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第二类人是他们每天上下班,忙忙碌碌地奔波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甚至这种创造比起他们的社会物资的消耗来，有时还要多很多，然而，他们往往不学无术，思想变得十分空虚,这类人活着，除了为社会提供过剩的物质资源，生命也无多大的意义。第三类人是学人，也许他们的物质生活比较贫困，然而，他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尤其是因为他们在学业上各有所长，思想十分自由,拥有人类全部的精神遗产。知识在他们手里，己变成得心运用的工具。《论语》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早在孔子的时代，人们己经关注着生命的意义问题了。而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己经没有什么天大的“不惑”之问题了,而对“天命”似乎也都已经知道。所以在珍惜个人的生命的同时,更应当珍惜个人的学术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可以随时结束，而学术的生命则是永恒的。我们既是人类思想的继承者和传递者,更是人类思想的创造者和前进者。
　　桂奎还年轻，充满朝气，淡定从容，前面有着远大的前程。生活在这个光荣而激情的时代，我衷心祝愿他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百尺竿头,更上层楼。是为至盼！
　　
　　

　　                                           2008/12/24   
　　　　　　　　　　　　　
　　　　　写成于上海灵广花园“四树斋”，时为圣诞节之前夜。

注释：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见《中国小说史略》的附录，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