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玄出身于山东桓台一个耕读之家，少年时代念过十年私塾，青年时代又在济南第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接受过新式教育，使他旧学新知皆有雄厚根基。朱一玄早年虽曾热爱过写作，在大学时期也曾在《世界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师大穷的真谛》等作品，但他自小就对文化史料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这或许是天赋，或许是师友影响使然。早在私塾时代，朱一玄就搜集、抄录了包含丧葬民俗、仪式的应用的文字《丧礼半夜钟》一书，并汇编了一部《挽联大全》。在大学时代，曾动念把张之洞《书目答问》一书，用“十进分类法”重编，并将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等增补进去，以成一部新的文科书目。大学毕业前，他主攻元曲，毕业论文即为《元曲释词》。大学毕业后，在遂宁师范任教时，又编写油印了《新式标点符号使用法》等教材，搜集注释了《川北民歌选》(稿佚)。这些文化史料虽不是小说史料，却为他日后的致力于小说史料学建设作了方法与毅力方面的锤炼。
　　朱一玄主治中国古代小说，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是自1946年应聘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第二年开设“小说戏曲选”(选修课)始。五十年代初期，朱一玄由教中国古典文学转而专教明清小说，并开设了“水浒传专题讲授”课。为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他从政书、类书、史书、方志、笔记、杂著、书目以及别集等各类古籍文献中，爬罗剔抉，分门别类，编成《水浒传参考资料》。1964年，在此基础上与刘毓忱合作，编成《水浒传资料汇编》，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5年排出清样，中经“文革”，直到1981年才修订定型出版。从动手编写到修订定型，在体例上朱一玄经过了漫长的摸索过程。从开始的单篇资料的汇编，到后来的以主题分编(即一篇资料以其功能的差异分割成若干片断，分别编入相应的类别)，是逐步完善的。各条资料的标题，开始时或用书名，或用篇名，没有统一的体例。后来改为对于史籍和笔记采用书名，对于诗文则标出题目，并在其末尾注明所在书的位置。分编后，各编的标题开始文字较多，如：一、本事编，原标为《水浒传》成书以前有关宋江等人的历史记载和文艺作品；二、作者编，原标为施耐庵和罗贯中的资料；三、版本编，原标为各种版本的资料；四、评论编，原标为明、清、近代名家的评论；五、注释编，原标为清程穆衡《水浒传注略》等几家注释；六、影响编，原标为《水浒传》的影响。经过仔细斟酌，特别是分析了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的分类法(其除卷一为作者材料外，其馀四卷均为按资料的文体分卷)之后，朱一玄认为与其按文体分类，不如按用途与内容分类，读者使用起来更方便。他修订《水浒传资料汇编》时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结识了正在修订已由中华书局内部出版《水浒资料汇编》的马蹄疾，同气相求，相互切蹉，共同商订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简化分编标题文字，最后确定分为本事编、作者编、版本编、评论编、注释编、影响编。鉴于有关《水浒传》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对于少数价值不大或重复过多的资料未予收录，但为了给使用者提供寻找这些资料的线索，朱编在有关资料下设编者注，尽量写出这些资料的篇名和出处。朱—玄在长期的摸索与实践中，深知编辑小说史料，最关键的工作在于建立完善的体例。《水浒传资料汇编》的编定，已基本确定了他日后不断完善的小说史料体例。他编写《水浒传资料汇编》时，也顺便搜集了一些有关《三国演义》等其他几部古典小说的资料。而百花文艺出版社也有继续出版其他古典小说资料的兴趣，1965年朱—玄便与该社商定编撰《古典小说资料丛刊》。虽经“文革”之厄，一直到197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仍认定此项工程之可行。1981年以后，由于出版社必须在经济效益中求生存，才不得不中止出版丛刊的计划。但那基本定型的中国小说史料的体例与建设中国小说史料丛刊系列的宏愿，却极大地激励着朱一玄去辛勤笔耕。他夜以继日，无间寒暑，时刻不忘编撰成体系的古典小说资料书与工具书。
　　朱一玄所编小说史料著作，分为专书资料、专题资料、综合型资料等多种类型。开始是《水浒传资料汇编》(49.2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三国演义资料汇编》(66.2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西游记资料汇编》(30.4万字，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此3种均与刘毓忱合编，《金瓶梅资料汇编》(48.6万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聊斋志异资料汇编》（48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儒林外史资料汇编》（45万字，与刘毓忱合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红楼梦资料汇编》(77.5万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等七部专书资料。
　　接着又编写《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外3种：《古典小说资料书序跋选编》、《金瓶梅词话人物表》、《儒林外史人物表》，71.2万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红楼梦人物谱》(15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7年出版修订本)、《红楼梦脂评校录》(41.2万字，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故事编年》、《水浒传故事编年》、《金瓶梅词话故事编年》、《儒林外史故事编年》等十个专题资料。
　　以后又发展到以时代划分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01. 7万字，齐鲁书社1990年出版)这一综合型的小说资料。
　　继而又编了有关中国小说的辞典与书目。《聊斋志异辞典》(与耿廉枫、盛伟合编，91.2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神怪小说鉴赏辞典》(与陈桂声共同主编，珠海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与刘叶秋、张守谦、姜东赋共同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与宁稼雨、陈桂声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著作仍属小说史料的范畴，只是与前述“资料汇编”在形式上稍有不同。
　　朱一玄另外还编撰了《古典小说戏曲书目(1949——1985)》(与董泽云、刘建岱合编，31.5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元明文学史参考资料》(与陈桂声合编，吉林文史出版社)、《文史工具书手册》(与陈桂声、李士金合编，150万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三部书目与资料。这样，朱—玄编撰的范围又有所扩展。
　　综上所述，可见朱一玄以中国小说史料为核心的编撰结构，是一个不断外延的完善体系，若以图示之，则或更醒目。　　
　　朱编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是一个不断外延不断补充的结构体系。其起步于专书资料，而以专题资料辅之，以应某种特殊研究之需，继而以综合型资料拓展研究视野。因专书资料只以明清小说中的几部经典名著为对象，而综合型资料则共收自明初至清末281  种小说的资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二三流小说从未有人问津过。此为朱编结构之核心层次。   
　　至于中国小说辞典，也是由专书到全方位的大辞典，收录自秦、汉至民初之文言小说，自唐五代至清的话本小说，自明初至民初的章回小说，评沦、版本、丛书、期刊、研究著作乃至研究机构，正文之后尚有“中国古典小说在国外”，“中国古典小说同书异名录”等8 种附录，再辅以《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收文言小说正名2077 种，异名443种，共2520种；白话小说正名1480种，异名756种，共2236种。两者全书共收正名3557种，异名1199种，总计4756种)。此前孙楷第之《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收670种)，柳存仁之《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收131种)，江苏社会科学院之《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收1155种），以及程毅中之《古小说简目》（收520种），袁行霈、侯忠义之《中国文言学说书目》（收2240种）⑥，皆仅各执一端之著述，未如朱编几乎—网打尽中国文言、白话小说，囊括了迄今为止所有小说书目和新近发现的全部中国小说，成为集大成之巨著。此为朱编结构之第二层次。
　　中国小说之近邻为戏曲，其内容与创作方法之相辅相成，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朱编因而有小说戏曲书目之合璧。这是第一部介绍建国以来有关古典小说、戏曲作品与研究论著出版情况的专用工具书，全书收录书目4000种。这就便于研究者找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之最新版本与最新研究信息。中国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是元明清文学的主流，中国小说研究不能脱离其同时代之文化背景。朱编因而有《元明文学史参考资料》。朱一玄在编撰实践中深知中国小说史料之搜集与中国小说之研究都离不开中国文史工具书之运用，而其在教学中发现诸多青年学生以至青年学者都不善使用文史工具书，因而有《文史工具书手册》之编写。刘叶秋先生序云：“《文史工具书手册》按字典、辞典，书目、索引，政书、类书，年表、图谱等四大类，辑录有关资料．于古今著作，皆经网罗；即近年刊行诸工具书．亦均辑入，采择甚丰。研究文史，于此查检适用的书目，有如按图索骥，极为方便”，“在当前的各种工具书中，确实可以自张一军”⑦。其为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史研究者铺路架桥，用心之细，用力之巨，可谓世所罕见。此为朱编结构之第三层次。   
　　在中国小说史料体系之外，朱一玄还有《瓶外卮言校点本》(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增订本]》附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警世痛言校注本》（与宋常立共同校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今世说注》(历代笔记小说丛书，珠海出版社)、《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校点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四部。其为自己中国小说史料编撰及友人与后学中国小说研究著述所作之序跋，计有60馀篇。   
　　朱一玄所编撰之中国小说史料方面的著作总共30部，已逾1000万字。其由中国小说名著到一般作品，由专书到专题到综合到外围，几乎是构造了一套中国小说研究之百科全书。

三、论朱一玄小说史料学体系

　　如果说朱一玄中国小说史料编著的结构体系中第二、第三层次属广义的中国小说史料，那么其第一层次则属狭义的中国小说史料。上面粗略地描述了朱编整体结构体系，这里则进一步探索其狭义的中国小说史料之结构体系。
　　作为狭义的中国小说史料在朱编中有：专书资料、专题资料与综合型资料。其中专题资料，既是资料又是研究成果，小说故事编年与人物表，都是精心制作的产物。如《红楼梦人物谱》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贾氏谱大要》的体例，把人物世系及亲戚关系用图表列出，庚辰本列男304人，女296人，共计600人。程乙本列男368人，女304人，总672人。且附有《人物年龄对照表》、《人物生日表》、《人名索引》，标出人物在书中首次出现的回目(有的人物表还列有在书中出现的回目)。这种人物表编起来极为复杂，用起来则方便。对有疑难的地方，再加注说明，庚辰本人物表出注57条，对77个人物作了简略有力的考证；程乙本人物表出注68条，对88个人物在两个版本中的不同及程乙本在人物更动上的功过作了考证与评论，极见功底。《红楼梦脂评校录》，则是在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的基础上将8种版本的脂评，分侧评、眉评、夹评、回前回后评等加以校录，成为“收罗最为完备编排较为清晰的脂评资料集”⑧。对此则不细谈，而着重谈专书资料与综合型资料之编写体制及成就。
　　专书资料以明清小说中的七大名著为对象。其中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分别代表了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世情小说之高峰。而清代的三部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则又分别代表着拟古派、讽刺派、人情派小说之高峰。群峰耸立，支撑着明清小说的艺术宇宙。其间《红楼梦》则为中国古典小说之最高峰。中国古典小说于此七部名著之外，再难找到第一流之作品。这七部名著，也是中国小说研究之热点。几乎每部名著身后都跟随着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因而朱一玄选择这七部小说名著，为每部小说编一本小百科全书式的专书资料是有识力的。这七部名著之专书资料，也是朱编结构体系中的重点工程。   
　　七部专书资料则又自成结构体系，即大致分为本事编、作者编、版本编、评论编、影响编等五个梅花瓣。在具体操作中则根据专书实际，稍有变化，如《红楼梦》未设“本事编”，《儒林外史》未设“影响编”，《水浒传》多一“注释编”。《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于正编之外另设“附录编”，以《金瓶梅词话人物表》、《金瓶梅词话故事编年》、《张竹坡所列西门庆房屋布局》、《儒林外史人物表》、《儒林外史故事编年》、《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论文索引》、《荣国府院宇示意图》、《大观园平面示意新图》等作为附录，在稳定的结构中显示了运用的灵活性。
　　而其五编式的结构体系则体现了朱氏明确的小说史料书籍编写原则。其一，本事编。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积代演变型的，如朱编七部名著中的《三国》、《水浒》、《西游》；二为文人独立创作型的，如朱编中的《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前者皆有本事可考，即使是文人独立创作的也都有故事原型与人物原型可求索，唯《红楼梦》按胡适之“自叙传”说其本事与作者同源，故朱编略其“本事编”。从文学发生学观念看，朱编对作品本事之求索完全不同于“索隐派”之对号入座，而在于探讨从生活原型到文学形象的创作方法与规律，更为了解文学作品从初具模型走向高度典型提供了必由之路。       
　　其二，作者编。由于历史的偏见，“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⑨。小说作者名不见经传，有的甚至不敢或不愿将自己的名字署之于作品之上。中国小说作者之史料不仅极少而且极其零散，致使有的小说如《水浒》、《金瓶梅》、《红楼梦》作者之谜，久讼难决；有的作家之生平事迹极其朦胧难辨，如施耐庵、兰陵笑笑生。“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⑩所谓知人论事，知人论文，在中国小说研究中实为相当薄弱的一环。朱编则为深入研究中国小说创作主体提供了丰富的原始史料。   
　　其三，版本编。中国古代小说之出版历来不正规，各种书坊刊刻之风格不一(有的甚至随意改动原文)，同一书的各种版本之风貌不一，因版本之不同甚至同一作品显示了不同之主题思想与艺术成就，同一人物显示了不同思想性格与艺术风格。对中国小说版本之求索，或由此引起的小说版本之争，始终是中国小说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朱编则为中国小说版本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线索。   
　　其四，评论编。这是朱编的重头戏。中国小说研究史上对小说文本之研究大体有三种类型：一为评论派，以序跋为主要形式，偶有专文辅之。二为评点派，以李贽评点水浒开其端，将诗文评点的方法引入小说评论，是中国小说研究的一大特色；同一部小说往往有众多评点，也有同一评点家对同一小说多次评点，如脂砚斋评点《石头记》就至少有四次之多。三为杂评派，他们非专评小说，或非专评某一小说，只是在其文章(有时为诗词)中偶一言及小说或某一作品，虽为杂俎亦时有可观之辞。朱编对多类史料作了大规模的搜集，为我们进行小说文本研究、小说批评史研究、小说美学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宝藏。   
　　其五，影响编。朱编七部小说名著，各自代表了一种创作模式的高峰，每一部名著都引出了一大批同类型的小说，并多被改编为各种剧种的戏曲作品。不仅如此，它们对社会乃至中国的民族性格与精神都有着不可抹煞的影响，诚如鲁迅所言：“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11。因而朱编除《儒林外史》没有影响编外(其实《儒林外史》对晚清谴责小说乃至鲁迅小说都有影响)，都细列这些名著对小说、对戏曲、对社会的影响，让人既看到小说名著的文学影响，又能看到小说名著的文化效应。
　　中国小说研究五彩纷纭，千头万绪。综其大较，大抵不出朱编之五大范畴，尽管不同研究者在侧重点与方法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此逆推足见朱编专书资料之结构体系，完全是从中国小说研究的实际出发并以此为依据的。而朱编之前之后的各种小说史料书籍之分类均较随意与杂乱，不如朱编之整齐划一且方便适用。这大概是朱编受到小说研究者之普遍欢迎的根本原因。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就整个小说史而言它是断代的，就明清时代的小说而言它是综合型的。这本书参照并综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等书对古代小说的分类原则，自创新则，将所收明清小说分为七编：第一编历史小说，收“讲史”类作品，先按故事的朝代次序排列，而于每—朝代中再以作者时代为次；第二编侠义小说，收“说公案”的作品，又按其内容分为“侠义”和“精察”两个子目；第三编神魔小说，收“灵怪”类作品；第四编世情小说，收“烟粉”类作品，又分“人情”、“狭邪”、“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猥亵”五个子目；第五编讽谕小说，又分“讽谕”、“劝诫”两个子目；第六编话本小说，收自话短篇“总集”；第七编文言小说。具体到每一部小说的资料，一般以史料著者时代先后为序。惟《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六部小说的资料，先按内容分类(前三部分为作者、本事、作品三类，后三部分为作者、作品两类)，然后再将各类资料按其著者时代先后排列。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收录了自明初至清末281种小说的资料，包括小说的序跋、凡例及有关考证、评论(与专书资料相比，主要削弱了版本与影响方面的史料)，共计100多万字。它不仅为以名著为主体兼及其他众多作品的中国小说研究格局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更从一个特定角度大规模地展现了明清小说的发展脉络与研究历程。实际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小说史或小说批评史以如此巨大的篇幅与史料去论述过明清小说，或明清小说批评。难怪其成为朱一玄最得意的一部小说史料编著。   
　　无论是专书资料还是综合型资料，朱编有五项操作规范。一是取材只收古、近代的资料，即辑录“五四”运动以前的论著，朱氏在浩瀚的古籍中搜求，在庞杂的文献中筛选，朱编取材极其丰富又极其精当。“五四”以后有关考证的资料则只酌情略收少量。既有原则规范，又有适当的灵活度，从而扩大信息面，开拓研究者之视野。二是所收资料皆保存其本来面貌，但也不是原文照录，而多作了精当的校勘。对于所收资料原文中的错字或应删去的字，对于拟改上去的字，对于增补的或注释性的文字，均不径删、径改、径补，而以各自特殊而总体规范的符号标出，这样既存其真，又勘其误。三是各条资料的标题，对于史籍和笔记采用书名，对于诗、文则标出原题，并在其末尾注明所在书的位置，以醒眉目。四是鉴于蒋瑞藻《小说考证》所辑资料只有书名，未注著者、卷数和版本；鲁迅《小说旧闻钞》虽写出卷数并在《引用书目》中著录了作者，却仍未注明版本；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又只有著者而没有卷数与版本，使用起来都不方便，朱编所收资料尽可能查对原书，注明著者、卷数与版本，大大方便了读者。
　　除上述四项之外，朱编还有一项重要的操作规范，那就是朱氏在众多的史料原文下加有“编者注”。这些编者注有多种功能，以《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为例，大致可分为：一、对小说作者的考证，如《水浒传》作者部分《施耐庵世籍考》(胡瑞亭)的“编者注”引用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一文的《几点简短的结论》，内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真实可靠的、能排斥任何反证的人物、史料可以证明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二、对小说书名的解释，如《前后七国志》的“编者注”云：“《前七国志》，即《孙庞演义》，明吴门啸客撰。《后七国志》，即《乐田演义》，清徐震撰，题古吴烟水散人演辑。”三、对资料作者的考证，如《明容与堂本水浒传》卷首有四篇评介文字，其中《批评水浒传述略》为明怀林作，另三篇《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及《又论水浒传文字》未题作者，朱编定为明无名氏作，并在《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下加“编者注”云：“此文及以下《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又论水浒传文字》两文，《明容与堂本水浒传》均未题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影印《明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出版说明中，认为书的正文前的四篇文字，全是怀林作。”再如《西游记序》(元虞集)的“编者注”云：“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云：‘《西游证道书》一百回，清汪象旭评。自象旭此书始冠以虞集序，以为邱长春作，并谓得古本，据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回，实则此回乃象旭自为之，与古本无涉’。按：明人吴承恩《西游记》，自不可能先有元人虞集为之作序。那么，《西游证道书》的这篇序文，便有了两种可能，一是汪象旭假托虞集之名的伪作；二是汪氏自他处移来放在这书的前面，但目前尚未在《道园学古录》等书中找到此文，只能存疑。”四、对资料版本的考证，如《武穆精忠传序》(明李春芳)的“编者注”云：“《武穆精忠传》冠以李春芳序，乃误以《精忠录》序迻置此书者。”五、对资料内容的评介，如《朴通事谚解》(朝鲜边暹等)的“编者注”云：“《朴通事谚解》是一部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里边所引《西游记平话》残文，可以作了解吴承恩《西游记》创作过程的参考(参看赵景深《谈西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