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体而言，我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分类，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参酌欧日学术分类初立，49年以后又以前苏联体系为参照建立的。好处是术业专攻，各有归依，但50年不变，也造成彼此隔膜，各执一词。这种弊端在上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打破原有体系，以边缘、交叉、综合为特征的学科变革风潮以后，显得尤为突出。近年自然及社会科学之学风丕变，渐近潮流，而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界如何俱进，似乎还未进入正经议题。从这一线索追溯福清治学思路的发展变化，就会发现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便致力于打破“民间文学”与“古典小说”的睽隔，突出两者的彼此交融和相互影响，并以一致之思统领贯通。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便是将“传说学”中“类型研究”运用到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之中。
　　中西文化特质既有共同又有差异，此为常识之谈，涉及颇广，不提也罢。概括而言，中国象形文字产生既早，流传亦渊源有自，因而文字典籍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体述说，包括创世神话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部族感生神话如附宝因雷击而生黄帝，尧母赤龙感孕，遂生唐尧等，以及大洪荒时期大禹治水的英雄传奇，都在先秦文献中有所记述。
　　而西方自摒弃象形，采用拼音文字以后，字随音转，文字不复统一，故很长一段时期内，端赖口头流传，形成历史与文学的特殊复合体，这就是“史诗”（epic poetry）。包括反映古希腊创世神话和历史的《伊利亚特》（ΙΛΙΑΣ）、《奥德赛》（ΟΔΥΣΣΕΙΑ，以上两部统称为“荷马史诗”Homer's poem），《圣经·旧约》中洪荒时代的诺亚方舟，以及续后出现的民族史诗如英格兰的《贝尔武甫》（Beowulf）、法兰西《罗兰之歌》（La Chanson dc Roland）、西班牙《熙德之歌》（El Cantar del Mio Cid）、德国《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等，亦同此类。中世纪后欧洲在建立近代独立的民族－国家理念（nation-state）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从长期罗马帝国和教廷统治的阴影中走出，谋求独立自强，形成凝聚，就亟需建构自己民族“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而史诗作为各个民族的文化重要源头，受到特殊重视，称为“经典文学”（Classical Literature，后与当代创作区分，称为古典文学），成为文艺复兴以后各民族诗歌、小说、戏剧、音乐共同的创作源泉和重要题材。学者也在采集整理民间口传版本的同时，开始建立以传说学为基础的民俗学科，19世纪末又与博物学、宗教学、民族学等的其他田野调查结合，形成“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以统领多个学科。辗转传到中国后，历史学有“疑古学派”辨析中国创世、感生神话，民俗学则调查以清末社会为重点的田野报告，文学界则有《中国小说史》一类著作问世。初期学科分割或有新派学者人少力单，只能单科独进的原因，后来的传承者却各树一帜，渐成壁垒。后话不提。
　　却说西方在梳理神话传说的比较过程中，运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则，建立了“类型说”（或言“母题”motif，李福清称为“情节单元”），把各个民族传说中相同或者相似的主题集中分类，归为“十七”或者更为复杂的多个类型。这种学说也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介绍到中国。①但在中国此后这种研究方法一直被局限于民间文学领域内，无法与明清以来盛行不衰的古典小说、戏剧及其研究打通，
　　说来小说戏剧在中国向被视为“通俗文学”，而传说歌谣则为“民间鄙俚之谈”，更不能登堂入室。因而明清以来虽时有议论言说，亦多见诸个人私语，稗官野记，很少成为公共议题。这与欧洲传统呈现出极大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竭力匡正通俗，建立学术，自然功不可没。把广泛流传的古代小说也与诗文一同列入“古典文学”，就是这一时期的贡献。可惜的是但是很快又陷入乾嘉学派诗文考证习见之作者生平，版本异同的纷争之中，争议愈演愈烈，路子却越走越窄。古小说与民间文学研究各说各话，各吹各调，至今犹然。
　　李福清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做出了重要突破。他溯源别流，着重神话传说与明清小说戏剧的关系研究，既注意发掘戏剧小说的神话及民间传说源流，又重视小说戏剧流传对于民间传说习俗的影响，以及地域之间的流变及异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的兴趣范围从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中的伏羲教民渔猎，“钻木为火”，作箫为埙，创造历度八卦，除害拯民，以及与女娲的关系等系列传说开始，以他为“典型的文化英雄”（culture hero）②，并与多个周边少数民族及世界其他民族的类似传说进行综合比较，指出了许多共同特点，也注意到不同特质，比如“只有在中国，退却洪水的方法是水利。”这是因为“从世界洪水神话发展史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古代中国治水神话虽有较原始神话概念的痕迹，但应形成在最晚的阶段，为文明社会的产物，”（《从比较神话学角度再论伏羲等几位神话人物》）这就把闻一多采用的神话学方法撰写《伏羲考》的结论推进了一步。在讨论六朝志怪到唐宋传奇时，他置于“中世纪文学”的大概念中，指出“中世纪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文化时期开始的时候，多数民族都要有失落。这种失落在文化平缓发展的情况下有时很难发觉，而在其他情况下传统的断裂则很明显。”“没有停止存在和发展的，只有中国、印度、伊朗和犹太文学”，而“希腊和罗马文学则把自己的一部分传统甚至相应的语言传给了拜占庭文学和‘年轻的’欧洲文学。”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叙事文学与宗教性联系的加强，而宗教传播的一个直接影响，便是“双语创作”和翻译作品的大量涌现。这还导致了地理历史类著作，包括与“圣徒行传”相关的异国游记（或“流浪汉小说”）和历史散文的发展，这又为后世出现的历史小说（中国称为“讲史演义”）及惊险小说（中国称为“神魔传奇”）沿时空两维延伸，拓展出了足资想象的空间。世界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大多产生与这个时代的后期，也被纳入了“美文学”范畴之中，只有中国和拜占庭是例外。这一时代中国的“古文运动”、印度的梵文复兴、欧洲的“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以及阿拉伯的“复古运动”相继出现，文人“宗教劝谕性”故事的创作，以及城市化带来市民趣味的影响，都具有某种共同性质，这又导致了专为“平民化读者”创作史诗的出现，比如中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同一时代法国安德里亚（Andrea da Barberino）的《法国王室》与《圭埃林·梅斯基诺（不幸的人）》。（《中世纪文学的类型和相互关系》）作为撰写《世界文学史》的一部分，这就在一个相当广阔的视野中，运用谨严的逻辑分析归纳，呈现出一幅世界性的文化图解，也为我们进一步认知六朝唐宋文学的源流以及历史定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
　　受到他关注还有《〈西游记〉与民间传说》，他认为：
　　“孙悟空形象中有不少较原始的（archaic）民间叙事诗人物的特征。原始叙事诗与后期叙事诗根本的区别是人物的敌人，在原始叙事诗中，敌人一般都是各种妖怪，而后期的则是真实的历史的敌人。”
　　在比较了雅库特人、台湾原住民、苗族、彝族创世史话中有关“松树生人”或“石生人类始祖”的传说后，他认为这属于“孤儿英雄”，不知父母的母题类型，而孙悟空被关入八卦炉烧炼的情节，也与北高加索诸部“那儿特”叙事诗英雄Batradz的经历相似。他还采集了达斡尔、索伦（鄂温克）、彝、白等东北或者西南民族的有关神话传说加以比较。

二

　　福清着力最多的研究，还是《三国志演义》，说来这是他最早接触到并研究中国故事，也是近期发力的重点。为此他曾撰写过不下20余种著述，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新作迭出，议论颇广。他曾经深有感概地回顾说：
　　“我本想研究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民间作品，但这类作品数量太多，一个人一生也研究不完。所以我研究书面的俗文学作品，如《三国志平话》及现代流行的传统说书，包括北京的评书，扬州评话，苏州评弹及一些民间传说。1970年，这部专著在莫斯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以前，人们搜集发表的三国人物传说只有几篇（就我所知不过五六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大发展，编印了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各地搜集的三国人物传说超过了500篇，所以1997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时，我也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写了不少新文章。”（《代自序·我的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
　　其中比较集中的有四个方面：一是神话传说与《三国志演义》相互影响；二是《三国志演义》的叙事技巧；三是民间年画中的《三国志演义》；四是关羽形象问题。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三国志演义》为“七实三虚”之作，与纪传体《三国志》陈寿传，裴松之注及编年体司马光《资治通鉴》渊源有自，因而比较注重辨析虚实，以及历史影响。李福清则在探寻扩展空间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仅承继了俄国汉学家如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等前辈那样深入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地区采集不同类型的口头传说，进行类型化及母题的综合比较研究，以彰显异同中的文化意蕴，而且对于三国叙事“情节单元结构说”来分析《三国演义》的构成。以及“当场敷衍，逐日说话”的表演形式对于这种构成的相互影响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③在《三国故事与民间叙事诗》中，他指出某些台湾学者在将《三国演义》与《伊里亚特》、《战争与和平》进行比较时，“并未注意到世界上关于《伊里亚特》有好几千种的研究，也未曾关注到俄国以及外国无数讨论托尔斯泰创作的文章和书及文章，例如俄国A.Chicherin教授于1968年出版的《长篇叙事诗型小说的起源》一书，专门谈为什么要把《战争与和平》当成一个历史性叙事诗型的长篇小说来看。《三国演义》也是类似的作品。”而另一篇将希腊史诗与《左传》、《金瓶梅》比较的论文虽然重要，“只可惜缺乏历史和文学史观的比较研究”。从而揭出自己的研究方式，是将《三国志平话》、《花关索传》和《三国演义》看作一个系统，着重对其“叙事诗母题”加以比较，并以“英雄奇生”（感生神话）、“英雄儿童时代”（英雄成长）、“英雄首次功绩”（首建功业）、“桃园结义”（交结盟友）、“三顾茅庐”（请教高人）、“与谋士对立的鲁莽武士”（错误教训）、“英雄的武器与战马”（奇器神骑）七题，分疏了“母题“（情节结构单元）的演变及其在各地民间传说中的异同，结论是“《（三国志）平话》保存的叙事诗母题，罗贯中采用，但现实化，毛宗岗修改《三国（演义）》又现实化……《平话》的无名作者模仿编年体的史书，虽然与史书有不少差别，但史书影响最大。罗贯中写《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历史演义，特别注重故事合乎实事，把一些民间文学典型的夸张、民间文学幻想、传说的叙事诗母题删去不用，而戏曲作家不拘泥史实，不模仿史书，多用民间传说的说法，保留了不少叙事诗母题。”窃以为这未料及宋元明理学史观的确立以及插手小说戏剧的一段背景，笔者另有文章论及，此不赘。④
　　也许是长期在台湾讲学，感受到那里浓烈的崇祀氛围，李福清近年颇专注于关公崇拜及其民间传说形态，这也正是我近年学术兴趣的关注点之一，因此交换资料意见较多。他的著作除了思路开阔，予人启迪外，还引述了多种海外资料图籍，包括俄罗斯、德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日本、朝鲜、越南等，都是我限于学术条件，不曾履及的地方，因而感到弥足珍贵。近年我在海内外发表的多篇探讨关公崇拜的论文，除了引述福清提供的资料，表示感谢之外，也有不少与之商榷甚至质疑的问题，他也总是虚怀结纳，多次肯定拙作“内容十分翔实”，“意见极有道理”。⑤这种琢磨切磋，也正是当今中国人文学者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需要寻求、培育的国际性、互动性学术联系。

三

　　李福清的另一特长，是注重搜集研究民间版刻年画类资料。这也是承袭俄国前辈汉学家的一贯做法，不过更加发扬光大，以至于中国、日本美术界的学术会议，都会邀请他参加。200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安排他就中国年画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他以此为题的论文也有十篇以上，可惜这部集子里没有收入。但愚以为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研究方法及证据搜集的新视野，值得拈出，在此一说。
　　图像本为直观形象的文化符号，在原始时代即为人类生存状态及想象空间之记录、交流的基本方式，讫无例外，各地皆然。后世社会演进，语言纷杂，文字歧异之后，又是图像成为各民族间时空两维最为便捷的沟通手段。所以今人才能由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留存的建筑及雕塑、绘画中重构当时社会形态及生活习俗。中世纪宗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以像设教”，以便跨越语言文字隔膜，弥补时空差距。佛教及基督教尤其擅长此道，后来又成为文化普及之重要工具。这在中国历史上几次民族交融过程，如六朝、唐宋、西夏金元时期，都出现过雕塑、绘画、版刻的高潮期，不为偶然。
　　说来19世纪俄国汉学家及西方冒险家所以注意搜集中国民间绘品，归而藏之各种博物馆，未尝不是克服初期语言文字障碍，增进对于民间社会了解的一种手段。由于图像的形象直观性质，其中包含的信息具有保真性完好的特点，不致像文字描述形容转述传承过程中极容易出现的变形、增减、片面以及不确定等缺陷，因而在证据价值上较文字典籍为高，且传播信息的作者与接受信息的读者通常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说服力上也较文字引述更胜一筹。
　　中国除保留着丰富的文字形式典籍而外，历代图画、雕塑及其它造型艺术资料也浩若烟海。後者在重现历史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典籍。礼失求诸野，很多历史资料端赖民间供奉，才用图画、雕塑或者神祃的形式得以保存。晚明时期中西文化科技开始交流，在耶稣会士及法国路易王朝输入西方图籍的同时，中国也出现过一个图文并刊的高潮，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圻父子的《三才图会》，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可以看作是某种专题性的插图版百科丛书。而晚明商业出版物，包括小说、戏剧、时宪书、童蒙读物之插图繁多，年画风俗画精雕细作，也都蔚成风气，于史有名。其实这些插图绘本也应当作为另类文本，与文字一起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
　　中国向有文字崇拜风习，故学术传统中重文典，轻图籍相沿成俗，由于史料注重点的区别，也有1949年以後体制分割，两相睽隔的原因，致使史学与文博长期分家，“以文证史”，以经注经，从典籍到典籍的传统研究方式，仍然占据着学术界的压倒地位。王国维曾开创以敦煌出土文书与史料互证之范例，陈寅恪亦倡导并力行的“以诗证史”或“诗、小说与史互证”，虽然都很成功，尚且有绝响之虞。除治上古文字学者而外，真正注意“以图证史”或“图文互证”相当罕见。目前历代形象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仍然是业文博和治艺术史者承担较多，还缺乏一种可与文史学界打通的，具备学术范式意义的通用体系。近年这个问题开始受到注意，但由于推动力量多来自出版商，商业运作色彩极浓，很多图书出自虽然具备占有图籍资料之方便，但却缺乏研究能力的编著者之手，反而造成了相当的混乱。
　　正是从这一点上，我非常赞赏李福清多年以来图（版刻年画）、文（书面印刷品）和言（口头传说）三结合的治学之道。他的《关羽肖像初谈》与《〈三国演义〉与关羽版画》都是胪列从世界各地搜集的多种图像资料，逐一论说比较，相当精彩。我自己也是应他嘱托续考的过程中，抱着求教和质询的态度，开始尝试“以图证文”、“以图证图”和“图文互证”，写成论文在香港《岭南学报》1999年复刊第一期发表后，同道颇有谬誉，也得到福清本人当面赞许。此后我更加注重民间田野调查，以尽量扩大证据搜集的资料范围，增加论证的手段，以期探索文学史、小说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一些缺乏新资料而陷入停滞，难以推进的明清小说课题来说，这也是一个寻求突破的方式。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