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

    说来惭愧，自入大学中文系读书以来，已近三十年；专业从事研究工作，则将二十载，发表文章尚不足百篇——按照现在的科研考核标准，平均到每年，可能还不满工作量。在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中，除去有关金圣叹史实研究（十五篇）和元代戏剧学研究（十九篇）两组系列论文，或因尚未最后完稿，或因已经出版成书，故分别只选两三篇之外，再除去时段不属于元明清和对象不属于文学的两类，二十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的研习文章，自以为尚有一点价值的，主要都在此集之中了。
　　文集以“知非”为名，典出汉代《淮南子·原道训》：“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后人遂多以“知非”来代称特定的年龄，或表示对以往过失的反省。但是《原道训》篇接下来还有一段重要文字，解释一个人为何应该不断追悔、不断悟过：“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则后者蹶之；先者隤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作为汉代道家代表著作，《淮南子》提倡清静无为，主张应“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认为如此才可避免陷入成为后人之“弓矢质的”的窘境。这种宁为刀背、不为刀锋（原是以戈矛的“錞之与刃”为喻的）的处世哲学，古今皆有其存在的理由或依据，只是在学术研究中不宜完全遵循，但是其“日以月悔，以至于死”的自省意识，却是对工作、事业执著追求、精益求精者应具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努力弥补前人缺失、突破前人藩篱、超越前人局限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同样是会由后者而变为先者的。尤其是在当今学界，各种工具书先后出版，各种珍本秘籍纷纷影印现身，各种全文检索也在陆续问世，从而给古典文学及其文献研究带来了前辈学者难以想象的便利，为我们超越前人并被后人超越提供了丰实的基本条件。故以“知非”为书名，寓有这样几层意思：约五十岁时之选集；文章内容时以先者为质的；努力省悟自己以往的不足；奢望成为后者之质的。之所以用“奢望”一词，是因为能作为他人在研究同一课题时的参考、商略对象，已经是十分荣幸的待遇了。身处知识迅速更新的时代，想使所谓“成果”不很快便沦为后人不屑一顾的学术垃圾，谈何容易？
　　说到此集的编辑体例，我很佩服将自己多年论文结集成书而能编成像模像样专著的那些学者。因为这不仅体现出集腋成裘的编纂功夫，更说明了他们在前此研究中的系统性、专题性、计划性。相比之下，我要逊色很多，除了元代戏剧学和金圣叹史实研究稍成系列，其馀约五分之三的文章大多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产物。其中少部分是催生于约稿，少部分是古籍整理的附属，更多的文字是读书所得或兴趣所至的结果。究其原因，缺乏一以贯之的学术韧性，或许是症结之一。这种涉猎较广（自我安慰）或下笔过杂（确属实情）的结果，自然是无法将论文集编成专著；好在据说不重专著重论文的评价观点在学术界也已有了一席之地，这至少令我在面对将前此论文编选问世是否有价值的问题时，不至于十分犹豫。只是论题的过于宽泛枝蔓，真正是东一榔头西一棒锤，使得文章的编排分类成为难题。即便是现在这样分成三辑，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固然各辑中均不乏名实相符的专题之作，但是在“戏剧”而不论戏剧、在“小说”而不论小说、在“诗文”而不论诗文，或者可入此而入彼、可入彼而入此的文章,也所在多有。这种论文分类上的尴尬，其实也是本人近年来在学术研究中的实际处境。有学者曾以“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来概括20世纪戏曲研究的得失。我却不知道自己在元明清的时段内，是如何从专注于古典戏曲的研习，一变而为浪迹于戏曲和小说两域，再变为游走在文学与文献之间的；近些年更侧重从文献入手研究明清文学史实，试图以实证和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去探索文学家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创作实迹以及相关文学文献的基本事实。这样的学术取向，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主流，甚或未必需要成为必不可少的一支，但是从全局来说一般尚能视之为“基础”，从个人来说也自可作为专攻的术业。其实，只要是自己的学术兴趣所在，只要是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则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理论解析还是文献实证，都不妨为之付出精力和智慧，都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否则一切都是扯淡。
　　将发表在不同时间、不同书刊上的三十馀篇论文汇于一书，不仅在编排分类上需要有所斟酌，如何对待文章内容的缺失或错漏，如何处理发表文字与存稿的异同或出入，如何统一征引的详略和格式，都是一些颇为麻烦的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是：对于论文内容，除了个别篇目如《文言小说家潘纶恩事迹系年》是根据新发现的家谱对其生平编年重做调整、订补之外，不做观点和文献上的修改，需要补充订正者用脚注方式予以说明，并标以“结集补注”字样，错别字的径改或个别字句的增删则不予说明；对于发表文字与存稿文字的出入，2000年前的文章大多是据原载刊物文字重新录入（只有《简论张潮的小说批评》因刊发时砍削太甚，保存的两条尾注竟在正文中已经找不到对应了，只得以恰存的原稿为本），近五年问世的文章则多据电脑存稿排印（可以免去校对之劳），并均在相关文末括注说明；对于征引文献，将发表时限于篇幅及体例而省略、删掉甚或原本就漏掉的具体出处努力补足，将原先随文括注或文末注释统一集中为当页脚注，使其尽可能在格式上具备整齐划一的规范性。
　　收入本集的文章，最早的撰于1981年冬，最晚的撰于2005年春。身为作者，我不因其稚拙粗陋而脸红，却以曾经为之耗费心血而自珍。感谢安徽黄山书社不惜承担经济上的全部费用而接受书稿，使之有了集中面世、就教读者的机会。我不敢说此举是出于对拙著的学术肯定，更多地视之为该社与我近二十年出版友谊的一种温情的延续。这，在商业社会里或许是更加令人铭感的。              
                                           乙酉年大雪前二日草于金陵

后记

    此书之所以能在现在编选出版，实际上有很大的偶然性。按照正常情况，我无论如何不会在当下这一时段去考虑什么出版个人论文集的事情。因为致力多年的“金圣叹年谱”和“金圣叹史实研究”两部书稿，再花一两年的工夫就可以基本告竣；力求版本最早、搜辑最全的《金圣叹全集》的整理编纂工作，亦在积极操作之中。可是世事难料，生活之车有时会突然偏出其原本按部就班的常辙。
　　去年五月下旬，本人意外地获得了在家全休的机会，大夫、亲人、师友、同事、领导均要求我身心静养。可是习惯了以往的生活方式，身养尚能基本遵嘱，心静却难以完全做到。仰面浮想之际，思忖着总不能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熬过数月的疗休吧。如何在积极配合治疗的同时，做一些既不过于劳神、又不虚度光阴的事情，将自己已经发表的文字搜集起来，编选一部论文集，这或许是最可行的方式了。就在这一念头尚处朦胧状态的时候，恰蒙安徽黄山书社的领导同志冒着酷暑驱车数百里专致问候，他们当即慷慨允诺成全我的心愿。于是，从八月至十一月，断断续续历时四个月，终于完成了此书的案头工作。
　　令人感动的是，黄山书社在接到书稿后，不仅迅即安排认真热情的张向奎先生处理一切编务，还细心地邀请到项纯文先生为本书的特约编辑。因为他们知道，现为皖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的项先生原是该社的资深编审，早在1989年就约我主编过十卷本《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此事对我后来兼研文言小说颇有影响）。希望他能够再次伸以援手，在真正的百忙中不辞辛苦地为拙著把关，其实也是我未便启口的不情之请。项先生和张先生的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书中存在的谬误、提升了稿件的质量。至于扉页有关拙著书名的精美题签，是出自安徽大学黄德宽教授之手。虽然其治古代汉语和主一校政务两者皆忙碌繁重，但请其题字，仍一如当年大学本科同窗之时，我在上铺、他在下铺那样方便。
　　在此书即将面世之时，内心颇感忐忑不安。在我治疗休养的大半年间，单位的同事领导、各地的师友文侣，以种种方式表达着对我的惦念和牵挂，一再叮嘱要注意身体、“为道珍重”（谢正光先生语）。“道”哪里会需要我，来自各方的眷注才包含着真正值得珍视的友谊。书生人情一张纸，编选个人论文集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以此感谢师长友朋和领导同事的无限关爱。因此，恳切地希望他们不要过于责备我的休而不够全、养而不够静，而能欣然接受这承载着深深情意的微不足道的一叠纸。
　　              丙戌年龙抬头日于金陵鬼脸城西岸之丽景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