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林先生精选二十余年来有关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的论文三十余篇，总为《知非集》，书名“知非”，其用意超过了常人所想。它的寓意除了含有“约五十岁时之选集”的常用义，还包括：“文章内容时以先者为质的”，即知前人之非；“努力省悟自己以往的不足”，即知自己之非；“奢望成为后者之质的”，即后人知自己之非（《自叙》）。由此，我们即可深切地体会到作者治学的特点，而为其立志之高所感。细读文章，处处都体现出作者“知非”的治学精神，多有启人心智之处，兹不揣谫陋，略申数端。
一、慧眼独具，另辟蹊径，于实证研究多有创获
　　作者精于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和理论解析，《元代戏剧学研究》和《知非集》所收《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简论》等即是明证。作者更擅长和喜好文献实证的研究，“近年来更侧重从文献入手研究明清文学史实，试图以实证和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去探索文学家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创作实绩以及相关文学文献的基本史实”（《自叙》）。《知非集》所收文章很大部分是对作家生平事迹和书籍版本的考索，即是这方面的成果。篇篇扎实稳健，表现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特的学术追求。
　　作者别具独眼，在遇到有关问题时会“立刻想到多种不同的方法依次试用”（458页）。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他很注意利用一般学者不重视的家谱、家训、方志、题名录、青衿录等，因此而得到许多新的材料，有力地帮助了其考索。朱茂暻，道光《宜春县志》卷六谓其崇祯十四年令宜春，而此县志《职官表》著录“又云十三年任”。徐朔方先生未加辨析，陈寅恪先生以表为是。又，朱氏生卒、字号、功名、仕履等，该县志皆不甚详。陆先生却据清咸丰刊本《秀水朱氏家谱》详知此数项，并确定朱氏十四年令宜春，刊正了陈说。又如：作者据乾隆刊本吴江《吴氏族谱》考得吴晋锡生卒具体到某日，并据之读到韩菼本集所不载、为吴氏所撰的墓志铭。其利用方志、题名录等的例子，比如458页考人所未详的綦松友、崔老山，即利用了《平度州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乃可详知其人（此例详见下文）。因为有切实的经验，所以看到学者未能很好解决问题时，不免为之惋惜，指出“对方志的重视，远不如他对诗文集的垂青程度”（453页）实为不小的软肋，便不是隔靴搔痒之语。
　　作者也会针对不同作家的特点，利用不同的材料来加以考索。比如在对小说家生平事迹的考证上，除了利用传记、诗文集、方志、家谱等外，还充分利用了小说家自己创作的小说作品，以之为佐证。这也是作者实证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色。比如：考证宋永岳，就利用其《亦复如是》这部笔记小说；考证潘纶恩，就利用其《道听途说》，分别用达二十余处。一方面，用小说佐证了作家生平事迹的钩稽，更大范围地丰富了作家的生平事迹，极具方法论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又可启示我们在阅读这些小说时，可以多联系作家的经历来思考，更深切体会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作者传衣钵与学生，该书收录有他和学生共同撰写的《文言小说<扬州梦>作者考》，以小说参证别集、方志等，确认作者焦东周生即周伯义。此文引法国圣瑞尔语“小说，原是生命旅途中的一面镜子”，并谓“《扬州梦》全书主要是以作者亲历之人、事、地为本而创作，作品本身便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凭借，细读文本应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308页），便是直接阐明了这一方法，很具有启发意义。
　　对历史细节极具兴趣，是作者治学的一个特色。作者不厌其烦，力求做到使人、事、时、地等得以具体实感的历史再现，使文学史凭借对文献的爬梳得以生动、鲜活起来，故而其考证“极端”精致，可谓细若毫发，其态度犹如拈针拨肉中小刺。比如他考证历史时间尽可能地具体到某日，考证地点尽可能地具体到某村。《知非集》149—150页考证金圣叹与诸人虎丘欢会事在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二十三日至次日晨，这有力地修正了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认为在顺治十五年的误解；136—137页考证吴晋锡生于1600年1月27日，卒于1662年8月21日，亦具体到某日；317页注指出“四十九峰”在今江苏镇江丹徒黄墟镇东庄村附近，这样读者就不致于如落无何有之乡。人物及其那段历史就是在一点点时间、一块块土地上发生的，只有将其发生的时空落实，它才不再虚幻，而变得有其质感，历史及其中的人物才“复活”过来。作者极其认同蒋寅先生关于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448—450页），大概和其自己的治学经验有很大关系。
二、“死翻”书籍与“活查”常见工具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
　　作者提倡“死翻与活查相结合”（459页）的方法，他称赞蒋寅先生“用力勤”，引用资料广泛，求诸其书其人，亦当作如是观。翻翻书后附录的征引人名、书名综合索引，就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作者文中常用到一些新的材料，绝非偶然得之，必是勤翻、“死翻”所获得的。如利用到的咸丰刊本《秀水朱氏家谱》、康熙刊本《文几山人集》、光绪二十五年重刻本《且朴斋诗稿》，皆当如此。此书所收《宋元明清家训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一文，涉及四朝家训，有录自丛书本、单行本者，有附刻于他书者，有据钞本而来者，此等汇录，非“死翻”做不来。又如考《舌华录》版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较之明刻本有明显的不足，但作者翻阅安徽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存目丛书》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敏锐地发现此三种明刻本存在文字上较大的差异，作者不仅细心指出了其中的不同，还梳理出其源流：存目本为明刻本原刻本，皖图本为修刻重印本，南图本为清中前期据明刻“陈九官”本重刻本。这样细致入微的校阅、考辩工作，别无聪明快捷的方法，必“死翻”不可。由此二例，可以断言作者是一位用力勤苦的学者，是个“书蠹”。作者对“死翻”的材料甚为珍惜，多喜称它“躺在那里”，包含着相见恨晚之情。如谓“这些零散珠玉的索子，竟赫赫然躺在那里”（11页），其“书痴”的形象“赫赫然”跃然纸上！
　　最显示作者治学特色的，是他的“活查”法。在考察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上，学者多注意正史、碑传等，不少学者也渐多注意从诗文集中搜罗材料来考察，但是因为更多的历史人物没有诗文集传世，更未上得正史，故其生平事迹的考察还有赖别种途径。陆林先生以其精彩的实践和个案指导，为我们指明了探寻到目标的方法。崔老山、綦松友学者以为生平不详，作者却三下五除二了解清楚了其人。试看他考察崔老山的方法、步骤：（1）查《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知崔老山，名谊之，平度人；（2）再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知崔谊之为顺治九年进士；（3）再查《平度州志》，知崔谊之以新野知县洊历直隶通永道。考察綦松友的线索类似，详见458页。作者考察魏君实之例更为精彩，查《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不得其人，这就需要别的途径。试看作者的思路：（1）王士禛为魏君实诗集所作序称“同年大理少卿”，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与王士禛仅顺治十五年殿试同年有魏姓，得二人，一名士兰，一名双凤；（2）查《清代职官表》附《人名录》，有魏双凤，云“直获鹿，顺十五进士，宗人府丞；康三一死，年六六”；（3）查《清代职官表》之《京卿年表》康熙二十九年“宗人府丞”栏，知是年魏双凤由“太仆改”；（4）逆查《清代职官表》之《京卿年表》康熙二十七年“太仆寺”栏，知是年十一月魏双凤由“理少迁”（理少，大理寺少卿），与王士禛序所称吻合，是知魏君实，名双凤；（5）查《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知《大清畿辅先哲传》有魏双凤传。陆林先生于古人生平事迹之考索钩稽，如老吏断狱，不失蛛丝马迹，沉稳在胸，大有斩钉截铁之概；又若运筹帷幄，步步为营，谈笑间功成事遂。而作者之所以如此驾轻就熟，端赖作者对工具书及其价值和特点有极其清楚的认识，并有诸多实践。可以说，工具书是作者的“锦囊”之一。他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通过活用手头已有的工具书，足不出户而能找到线索甚或基本解决问题。”（459页）这里所谓“器”，就是常见工具书。工具书作用如此之大，却往往是许多学者所未加重视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初读》一文列了15种工具书（326页），其中有9种 “提要”作者从未使用过的，有1种极少用过，有5种常用而时或未用的，遂导致大量材料未利用上，使得“提要”中多有所缺，多有讹误，大大降低了全书学术水准。陆林先生举的这个例子，恰恰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启发我们要对常见工具书多加使用。作者详讲其“死翻与活查相结合”的方法，可谓“更把金针度与人”，其慷慨大度实在感人。
三、极其重视“常识”的价值
　　一方面作者深掘他人未关注的材料，探索许多新的问题，尤其在治学方法上表现出极强的开创性。另一方面，对最常见的材料，尤其是古代常识，有极其犀利的学术目光，顺手用之，多得新见，并对学者多有匡谬。这也是他治学的一个特色。
　　古代文学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其间形成了种种“术语”性质的词，涉及到典章制度、历史沿革、文化风俗、政治风云等，在古人那里，只是常识，随手用之。这是作者所极其重视的。此举一例：潘纶恩乡试期间，闻准提庵尼朝九华山之事，无直接材料证明该系于何年。然作者慧眼瞅准记载此事之文中有“是年闰七月”五字，查《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潘纶恩在世的嘉庆至咸丰初年，共有两次闰七月，前次在道光四年，时潘氏尚未中秀才，后次道光二十三年（1843）为其赴金陵乡试之年。由此可系该事于是年（291页）。这是作者熟悉中国历法中的“常识”而做出的合理可信的推断。
　　然而今天的学者对一些古代常识多有忽视，甚至搞错，不仅失去了分析问题的一个途径，也容易因误解而产生错误的观点、结论。本书作者提到了一些例子，正可以作为借镜。比如：吴再福光绪八年（1882）序《此中人语》称作者程麟“年甫弱冠”，由此知程氏生于1863年，因为弱冠指二十岁，然有学者定其生年在1869年，即为缺乏常识所致（339页）。古人姓名许多是不可从简的，如汪堃不可写作汪坤（324页）；更容易被忽视的是，有些姓名不可改繁，如丘濬不可写作邱濬，因为作者知道这样一个历史常识：雍正三年为避孔子讳，谕令易“丘”为“邱”，而此前仅用“丘”，不用“邱”；丘濬是明人，故不作邱濬（324页）。还有一些常识是为一般学者所忽略的。比如：大家都知道古今存在地理沿革，有古今地名改变的情况，却易于忽略：“古今同名之地甚多，同城而治却分属两至三县而又时分时合的现象并不稀见”，加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撤县并市甚为普遍。有人将游潜籍贯丰城误作“今属江苏”，实际今属江西；有将归安误作“今浙江吴兴”，实际为今湖州（326页），如此等等。作者之所以如此关注诸多“小”常识，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其包含的重要意义。比如他分析确定籍贯的重要性时说：“其一，对那些正史、碑传未载其事迹者，沿着籍贯的线索，或许（大多）可在有关方志、家谱中查得其生平概况；其二，尽力清晰作者籍贯，可为编纂地方艺文志者提供‘重要依据’。”（325页）可见作者高瞻远瞩，非为考证而考证者。
四、行不欺之学
　　书名“知非”在作者那里，还包含着治学不欺的人格追求。作者从未阿谀奉承，一方面诚恳地对学人的辛苦劳动充满敬佩和赞美之情，另一方面对其不足也毫不留情地提出，以为有裨于学人学风。这方面的典型文章，在《知非集》里有《<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初读》、《<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平议》、《文学史研究进入“过程”的创获与艰难》等，有指误，有补充，涉及方方面面，其扎实认真、细致钻研的作风，着实让人叹为观止。更为可喜的是，作者所与商榷的学者多能虚怀若谷，显示了高风雅量（详见156、462页附记）。陆先生引用王士禛与魏象枢论学的一段佳话，引及“‘不欺’二字，实谈艺根柢也”，而他和徐朔方、谢正光、蒋寅等先生的论学不啻当代学者彼此“不欺”的一段佳话！
　　作者说：“不欺别人固然不易，不欺自己其实更难。”（462页）从《知非集》中，我们看到作者“不欺自己”（也即“知非”的第三层意思）鲜明的一面。作者在解决问题时，皆以材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轻易妄下断语，不确定者交代“以备一说”，从不混淆视听。如145、146页解释金圣叹“六年眼泪未逢春”之“六年”所指，即谓“以备一说，实不敢言顺治十一年之必是而顺治七年之必非”。这样就有利于读者把握其间的方寸，而不是有了定论。作者明确地赞美“不掠美，对采自当代学人著述者皆一一说明”（453页）的治学态度，此书许多小注都是作者不掠美的实践证明，他还创造性地为此书设计了“结集补注”，对前人之功详记之，比如：162页注2谈到《仙坛倡和诗》这一材料，最初是从陈洪先生论文中看到的，所以其先所发表的论文就注引陈洪论文，后发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更早提及该诗，故“结集补注”之。作者在结集时，对文章有一定的修订，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和观点，还对过去自己的一些错误认识加以修订（比如100页附记），但都一一加“结集补注”或“附记”予以说明，保留了自己过去论文的原貌，这较之当下一些学者明明对旧作有不小的修订（包括借鉴别人的新近成果）却仍以重印的名义出版，往自己身上贴金贴银，其学术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按照作者“知非”的第四层意思，盼望后者能知其非。笔者固陋，未敢置喙。然还是“瞎子摸象”般地说上两句，以滥竽充数，但愿真正的学者来“知非”。《元人赵半闲<构栏曲>漫谈》一文小中见大，作者对材料的发掘、利用，亦见目光灼灼逼人。可是，其中称《皇元风雅》由傅习、孙存吾采集和编类似嫌过于笼统（实际上前集题傅习采集、孙存吾编类，后集题孙存吾编类），而称高丽翻元“古杭勤德书堂”刻本，似未妥。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明人私刻坊刻书》（中华书局1957年版，129页）云：“古杭勤德书堂，洪武戊午十一年，刻《皇元风雅》前集六卷、后集六卷。见杨《谱》，缪《续记》。”后有小注云：“误作元刻。”是知高丽翻“古杭勤德书堂”刻本实为明刻本，非元刻本。此书盖沿杨、缪以来的误解。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唐宋元编，黄山书社2006年版）即参照陆林先生论文，沿称“元刻本”。另，（后）至元二年（1336）误植为“1636”。
　　《知非集》涉及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诗文等体裁，或高屋建瓴以宏论，或回环曲折以考据，多覃思之结论，尤以独特的治学方法见胜，予学人殊多启发，不可作一般论文集看待。读之多能反省一己之不足，故每一个有心的读者又可“知非”，为作者意思之外又一层含义，这也是《知非集》以其丰厚的价值，使读者受益匪浅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