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

——新資料之發現與再研究

蔡根祥

前言

    就在今年的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間，香港《文匯報》連續刊登了大陸彭令 先生的大文─〈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讓《浮生六記》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高潮。（相關文章與圖片，可以在網路上尋得並下載）
    我們都知道《浮生六記》一書，是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沈復所撰著的，分為六卷，每卷寫一「記」，分別為〈閨房記樂〉、〈閒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歷〉、〈養生記道〉；所記為其生活所經歷的點點滴滴。在沈復生前，都是抄本，直至光緒年間，才因為楊引傳在蘇州冷攤得到舊抄本，並於光緒三年（1877）交上海《申報》館出版，作為《獨悟庵叢鈔》中一種，這本書始得以活字排印行於世。然而楊引傳所得到的抄本，其卷五、卷六兩卷已經佚失，「六記」之中，僅殘存前四記。到了1935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美化文學名著叢刊》，其中所收的《浮生六記足本》，卻包含有卷五〈中山記歷〉和卷六〈養生記逍〉。然而經專家學者考證，指出所謂足本《浮生六記》的後兩記，乃是後人所僞撰，並不是沈氏原書。這在筆者所著的《《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一書中，已經明白確實證明，已成定讞。然而《浮生六記》後兩卷的真實內容，至今都未能搜尋到片語隻言，甚至有人提出沈復原書可能就只完成了四記，後兩篇只有篇題，並無內容。這種說法雖然不能成立，因為早在清朝到光五年左右，管貽葄所寫的《浮生六記》分賦六絕句，已經證明六記是確實完成存在的；不過，六記遺失了兩記，確是令人遺憾的事。就連上一世紀30年代的林語堂先生，在英譯這本書的時候，也充滿期盼地說：「我在猜想，在蘇州家藏或舊書鋪，一定還有一本全本；倘然有這福分，或可給我們發現。」林語堂當年所祈求尋獲《浮生六記》全本的願望，直至去年筆者撰寫《浮生六記考異》這本書時，仍然是無所著落的，筆者只能考證今本《浮生六記》的第五、第六兩記是偽作，而對使《浮生六記》回復原貌卻無能為力。
    現在，令人欣喜的事出現了，據上述《文匯報》的報導，彭令先生得到天賜機緣，找到沈復生平的相關記載，還有可能是《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的佚文，並作了初步的研究，公佈了七張相關抄本的圖片，以供對此書關心的學者，作更進一步的分析、研究。這真是令學術界驚喜而振奮的大事。更感到榮幸的，是彭令先生認為筆者對《浮生六記》這本書算是稍有研究的，所以，就將他刊登在《文匯報》的大文檔案，他自己的文章原稿（文匯報對文章有所刪減）以及把所公布的抄本圖片的清晰電子檔案，惠寄給我，還打電話叮囑我看過之後，提供給他一些意見；他的原稿裡，還引用了筆者所著《《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書中的資料。筆者就以這篇讀後的心得文章作為知音的回報。
    據彭令先生所說，在2005年秋，他的朋友古淵先生在南京朝天宮一間舊書攤上，搜尋購得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間人士錢泳的一本雜記冊子，題名為《記事珠》。後經整理，依照其中內容大體分雜記、金石字畫、《履園叢話》草稿與信劄底稿四個部分，請人裝裱成四冊。彭先生從錢泳「雜記」部分的雜抄稿裡，發現與沈復有關的記載，還有可能是《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資料。這些錢泳手稿當中，有〈題嚴震直歷官記後〉草稿，其中明確署名「句吳錢泳」的，可見這些抄稿確屬錢泳所記。《浮生六記》的作者沈復是江蘇蘇州人，《浮生六記》殘本的發現也是在蘇州。錢泳籍貫本為江蘇金匱（今無錫）人，但他在嘉慶五年時，舉家遷居蘇州、常熟  。而沈復跟錢泳年代與年齡都相當；沈復生於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不詳，據推測當在道光五年以後  ；錢泳生於乾隆二十四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錢泳跟沈復本來有可能相互結識的，但是終是緣慳一面。所以錢泳在雜記冊子裡〈浮生六記〉條下記上一筆說：「（沈復）【終年奔走，在家之日常少，惜未一見其人】 ，惜余與梅逸（即沈復，號梅逸）從未一面；亦奇士也。」而且從抄稿中〈題嚴震直歷官記後〉條，其中明記是寫於「道光三年夏六月」，而與沈復《浮生六記》相關的抄錄文字，就在這一條前後，紙、筆墨、抄寫形式也都前後相當一致，可見這些材料也應該是在「道光三年」前後所抄寫的。而根據陽湖管貽萼所作〈長洲沈處士三白以《浮生六記》見示，分賦六絕句〉的時間，大約在道光五年左右 ，兩者時間亦十分接近。所以，錢泳所記與沈復有關的資料，確實非常值得學術界重視的。

錢泳雜記抄稿資料初步研究的分析

    根據彭文及所公開的七張抄本圖片看，跟沈復有關的資料，可以分成兩類：第一是對沈復生平事蹟的記述文字，第二是與琉球有關的資料。而這兩類資料之間，又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因為沈復曾經隨冊封琉球使節團前往琉球，而且也寫了〈中山記歷〉一卷；因此，彭文認為錢泳抄稿中有關琉球國的風土記載文字，應該就是從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裡抄錄來的。
對於第一類的資料有兩段，今列載如下：
  〈浮生六記〉
    吳門沈梅逸名復，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詩酒倡和。迨芸娘沒後，落魄無寥，備嘗甘苦，就平生所歷之事作《浮生六記》，曰《靜好記》、《閒情記》、《坎坷記》、《浪遊記》、《海國記》、《養生記》也。梅逸嘗隨齊、費兩冊使入琉球，足迹幾遍天下，亦奇士也。
  〈冊封琉球國記略〉
    嘉慶十三年，有旨【冊】封琉球國王，正使爲齊太史鯤，副使爲費侍御錫章。吳門有沈三白名復者，爲太史司筆硯，亦同行。
    這兩段文字的內容，都記載了沈復在嘉慶十三年，隨冊封琉球正、副使齊鯤、費錫章前往琉球，並擔任正使齊鯤的幕僚工作；這與王益謙輯選歷代興化邑人詩作之《昭陽詩綜》裡所載錄李佳言的〈送沈三白隨齊太史奉使琉球〉兩首律詩 ，在證據力上是相當的而敘述更為明確。彭文因此就推論錢泳雜記抄稿裡有關琉球的資料，就是《浮生六記》第五卷〈中山記歷〉的佚文；這樣推論雖然不能算是錯誤，但也失之粗疏，在嚴格的邏輯意義上來講，是有問題的；因為沈復跟錢泳並不認識，更未謀面，這些關於沈復生平的訊息，也可能都是由錢泳在蘇州生活，經打聽後，從別人口中所說得來的，錢泳他並沒有說他所知悉的是來自《浮生六記》這本書，也沒有說過他曾得到《浮生六記》這本書。就彭文所引述、分析討論文章部分而言，只能說錢泳知道有沈復將生平所遭遇寫成《浮生六記》，知道「六記」的名稱，知道沈復在嘉慶十三年去琉球，知道他是齊鯤的從客，然而他並未說明如何得知。因此，就彭文所論，並不能證明錢泳雜記抄稿裡的琉球資料，就是沈復所寫〈中山記歷〉的佚文。更何況在第二段文字裡，錢泳以第三者的敘述口吻來記述琉球風土記事，顯然可見錢泳所記的，不一定就是沈復〈中山記歷〉的的原文。
    就因為彭先生一開始已經認定雜記抄稿中的資料是〈中山記歷〉的原稿佚文，所以，也就沒有仔細分析討論「到底錢泳有沒有親自看過《浮生六記》這本書？」這個問題。筆者相信錢泳雜記抄稿的全部內容，都沒有直接明白說明這個問題的資料，否則彭先生就不用一再辯說了。
    對於第二類跟琉球有關的記述資料，彭先生引用了雜記抄稿裡〈冊封琉球國記略〉（描寫使團至琉球的航海過程）、冊封典禮前參觀琉球國中山王府的宮室、〈琉球國演戲〉、琉球國妓女紅衣人等四段文字；還有不在公布資料裡的「入琉球時琉球國迎接禮儀」、「冊封琉球國王的過程」、「琉球國歷史和地理狀況」、「大臣的居所」、「琉球國中使用的錢幣」、「琉球國刑罰、糧食、動物、酒類、民居、女集場、寺廟、冠服、交際禮儀、語言文字」、「演戲之《天緣奇》、《笠舞》、《君爾》、《羯鼓舞》和《淫女爲魔》」等諸多內容。從而得出「文中所記，即沈復陪同齊鯤、費錫章出使琉球國時的行程，而如此詳備的記述，只能出自使團當中的成員」，「假若未有親身經歷，絕不可能寫出這樣具體、生動的記述」。彭文中也很細心查考了錢氏門人胡源、褚逢春編著的《梅溪先生年譜》，知道錢泳在嘉慶十三年時到了杭州、山東、京城等地  ，不可能分身隨齊、費兩位冊封使遠赴琉球；而且終錢氏一生，也從來沒有到過琉球國。可以肯定這些琉球記述資料，絕對不是錢泳自己的見聞記錄，而是抄來的。所以，彭先生肯定地說：
    在這本雜記冊內，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題作〈浮生六記〉的條目，這一條目的內容，則可以直接表明，上述有關琉球國的記述，就是出自沈復的《浮生六記》。‥‥顯而易見，錢泳確實讀到了沈復的《浮生六記》，因此，他在自己記事的雜記冊子當中，抄錄《浮生六記》書中有關琉球國的記載，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錢泳抄錄的這部分《浮生六記》的內容，顯然都應當屬於該書卷五〈中山記歷〉的佚文。
    彭先生還針對錢泳之所以大量抄錄琉球國記事的原因，作了一番考證功夫。他說：
    錢泳對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特別關注，可能主要是因爲他對沈復遊歷琉球國一事具有嚮往之情。錢氏平生亦四處遊歷，足迹幾遍海內，在其《履園叢話序目》中不無得意地寫道：「余自弱冠後，便出門負米，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 由此可見，錢氏與當時一般人比較，應該是格外地見多識廣，與當時的文人墨客比，也頗可炫耀。但是，他的見多識廣僅限於海內，畢生未曾涉足海外，因此，他才會感歎說：「梅逸嘗隨齊、費兩冊使入琉球，足迹幾遍天下，亦奇士也！」嚮往之情，溢於言表。
    彭文的推論頗為有理。這還可以從《履園叢話》卷23〈雜記〉「行萬里路」條看出。錢泳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見老書生矻矻紙堆中數十年，而一出書房，便不知東西南北者，比比皆是。」可見錢氏很強調從書堆中去認識外面的世界，這也是很重要的人生歷練課題。錢泳抄稿中抄錄了那麼多的琉球國風土民俗資料，應該是基於他這樣的觀念下所促成的。
    為了證成錢泳雜記抄稿中琉球資料就是〈中山記歷〉原稿佚文，彭文強調那些琉球風土描述的文字，其風格、用語，跟俞平伯先生對《浮生六記》前四卷的評價──「雖有雕琢一樣的完美，卻不見一點斧鑿痕；‥‥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顔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迹。」  ──一樣，達到「筆墨輕靈，描寫細膩；語言自然、樸素、簡潔，而又生動、形象、傳神」，同樣是妙手天成，應該是由沈復手筆寫成的原樣。
    彭先生為了證明雜記抄稿的琉球資料是〈中山記歷〉的原稿佚文，可說是用盡力氣，從多方面來論證，而且所提出的觀點也都合情合理。然而，他也十分瞭解對他不利的反駁。
    第一：在抄稿裡的〈冊封琉球國記略〉條，出現以第三者的口吻說的話「有沈三白名復者」等話語，可見錢泳所抄錄的並非百分之百屬於沈復文字的原貌。
    第二：就如彭先生文章後記所說，北京大學中文系潘建國教授提「出可能會有讀者懷疑，沈復的記述並非錢泳所錄的惟一來源」。潘教授所提的提問，是十分合乎邏輯的，也是一針見血的。
    這兩個不定的因素，彭先生還是只能請讀者比較抄稿中描寫琉球妓女紅衣人，與《浮生六記》中〈浪遊記快〉所記述廣東「老舉」船妓女兩段文字，就文字，語氣、用詞、句式等語言習慣，兩者多有相同之處來回應。然而這樣的回應，還是無法解決上述兩個問題所帶來的缺口──論證的不確定性。

錢泳雜記抄稿資料的再分析與研究

    如果將以上的分析整理一下，其實就是兩個問題：
    一、 錢泳真的看過沈復的《浮生六記》原本嗎？
    二、 雜記抄稿中的琉球國資料，跟〈中山記歷〉的關係如何？
    筆者從七頁抄稿清晰圖片看到比較細部的資料，也因此能就以上的兩個問題，提出了解決的論述。這也可以從兩方面來論證：
    首先，抄稿裡最直接記載沈復相關事蹟的〈浮生六記〉條，彭文所引證的文字，跟原抄稿上的文字有差異，就是缺少了那些刪掉的、修改的文字，而筆者認為這些刪掉的、修改的文字，非常具有價值。現在將原稿上的全貌，比列如下：
  〈浮生六記〉
    吳門沈梅逸名復，（多情愛好，多情篤于），（友朋誼篤，夫婦情深）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不歡其父）。詩酒倡和。迨芸娘沒後，落（拓不羈）魄無寥，備嘗甘苦，就平生所歷之事，作《浮生六記》，曰〈靜好記〉、〈閒情記〉、〈坎坷記〉、〈浪遊記〉、〈海國記〉、〈養生記〉也。梅逸，（終年奔走，在家之日常少，惜未一見其人），嘗隨齊、費兩冊使入琉球，足迹幾遍天下余與梅逸從未一面；亦奇士也。
原稿改動的地方不少，而且有一改再改處；可見這是錢泳自己擬撰的文稿。原稿先寫「多情愛好」，刪改為「多情篤于」，然後再改寫為「友朋誼篤，夫婦情深」，最後才定稿為「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的。「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一句，相當於原來的「夫婦情深」，至於「友朋誼篤」卻被捨棄了。要知道沈復跟陳芸娘的生活行為，是相當特殊的，比如芸娘知書能寫，跟丈夫同遊太湖，還扮男裝看燈會，在在都是當時社會的異常行徑。想當時蘇州一定轟傳沸揚，很多人都可能知道傳述的。而錢泳本來想寫的「友朋誼篤」的事，以及「多情」性格，就不見得很多人瞭解，也不太會被傳揚的。然而對「友朋誼篤」的表現，沈    三白是明明白白寫在《浮生六記》的第三記裡。〈坎坷記愁〉中說：
    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
    有西人賃屋于余畫舖之左，放利債為業，時倩余作畫，因識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難却，允焉。而某竟挾資遠遁。
    芸曰：「妾亦籌之矣。君姊丈范惠來現於靖江鹽公堂司會計，十年前曾借君十金，適數不敷，妾典釵湊之，君憶之耶？」余曰：「忘之矣。」
    這些文字所記述的事，不太可能是一位與沈復素未謀面的錢泳所能知道的，也不可能是錢泳向認識沈復的三姑六婆那裡打聽得來的，當然最有可能的是看了沈復在《浮生六記》裡的敘述，才能知道如此詳盡。同樣的，原稿中原作「不歡其父」一句，改為「詩酒唱和」；這裡所說的「不歡其父」，應該是指芸娘在夫家不能得到翁姑的認同與疼愛，甚至一再被家公逐出家門。這些事在〈坎坷記愁〉裡都交代得很詳細。俗語說「家醜不出外傳」，這些「家醜」外人何來得知呢？除非是看過〈坎坷記愁〉的人，或者是聽看過〈坎坷記愁〉的人轉述才可能得知的。
    如果把這段原稿的內容跟《浮生六記》對比，「多情愛好，多情篤于，友朋誼篤」是屬於〈坎坷記愁〉的；「『夫婦情深』，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詩酒倡和」是屬於〈閨房記樂〉的；「不歡其父」也是出自〈坎坷記愁〉；「梅逸嘗隨齊、費兩冊使入琉球」屬於〈中山記歷〉的；「足迹幾遍天下，（終年奔走，在家之日常少）這可以說是總括〈浪遊記快〉的。可以說，錢泳對沈復生平的敘述，都可以在《浮生六記》裡找到對應點，而錢泳並不認識沈復，也無一面之緣。試想天底下如此巧合，可真難得！何況錢泳還能完整地列數六記的名目：曰〈靜好記〉、〈閒情記〉、〈坎坷記〉、〈浪遊記〉、〈海國記〉、〈養生記〉。那他看過《浮生六記》原文的機率是相當高的。那麼，錢泳雜記抄稿中的琉球國資料，是從〈中山記歷〉裡抄來的機率也相對大增了。
    其次，筆者十分贊成潘建國教授的看法，從邏輯上來說，沈復〈中山記歷〉中對琉球的相關記述，並不一定就是錢泳所抄琉球國資料的唯一來源。那就從過濾相關著作資料來觀察。
清朝冊封琉球的相關紀錄著作不少。列表如下：
清朝冊封琉球使一覽表：
冊封年代 使 者 姓 名 冊封記錄相關著作
 正使（官銜） 副使（官銜） 
康熙二年（1663） 張學禮
（兵科副理官） 王垓（行人） 張學禮《使琉球紀》
康熙廿二年（1683） 汪楫
（翰林院檢討） 林麟焻
（內閣舍人） 汪楫：《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
康熙五十八年（1719） 海寶
（翰林院檢討） 徐葆光
（翰林院編修）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六卷
乾隆廿一年（1756） 全魁
（翰林院侍講） 周煌
（翰林院編修） 周煌《琉球國志略》
嘉慶五年（1800） 趙文楷
（翰林院修撰） 李鼎元
（內閣舍人） 李鼎元《使琉球記》
嘉慶十三年（1808） 齊鯤
（翰林院編集） 費錫章
（工科給事中） 齊鯤、費錫章同編撰《續琉球國志略》
    私人對琉球國的記事，大概只有潘相所撰的《琉球入學見聞錄》四卷 。潘相原本是貢生，後來被選為教習，教導琉球前來留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達北京，乾隆二十九年（1764）學成歸國。潘相本人雖然從來未曾親到琉球，然而他充分利用跟琉球學生朝夕相處晤談的機會，對琉球的風土民俗作了查詢求證，從而辨正是非；並指出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與周煌的《琉球國志略》兩本書裡的錯誤。
    就現在能見到的有關琉球國相關記載，還有的就是曾出使冊封琉球的正副使所作的琉球詩。有汪楫的《觀海集》；林麟焻的《玉巖詩集》中的酬唱之作〈星槎草〉一卷，以及專寫琉球風土的五十首〈中山竹枝詞〉一卷（現在部分已經失傳）；徐葆光的《海舶三集》，周煌的《海東集、續集》、《海山存稿》；趙文楷的《石柏山房詩存》；李鼎元的《師竹齋集》；齊鯤的《東瀛百詠》；費錫章的《一品集》。  這些作者都是冊封琉球的正副使者，也只有他們的身份才能作這些詩。而以從客身份隨往琉球，留有作品的，就只有王文治在乾隆二十一年時，應全魁之邀前往琉球，並留下《夢樓詩集》中卷二《海天遊草》的琉球組詩。換言之，能以從客身份隨往琉球而留有文字記錄，其實就只有沈復的〈中山記歷〉了。
    朝廷冊封使的記錄撰作，本意是為了將出使所見所為，回來向朝廷報告、述職的，所寫大多數都是樣版式的規格；其中唯有李鼎元的《使琉球記》是用日記體寫的，記敘描述得比較活潑，頗具有遊記散文的文學氣息。
    現在觀察分析錢泳雜記抄稿裡的琉球國資料，絕對不像那些冊封使所編撰的風格形式，較之更詳細、更生動；內容也不是一位身為朝廷大臣所會寫的，將之跟李鼎元的《使琉球記》相比較，也沒有那種官僚氣息，沒有那種儒家道德觀的指導概念；應該是一位不受身份、禮教束縛的文人所撰寫的。
從公布的圖片資料來看，錢泳所寫〈冊封琉球國記略〉條，並不是要將清朝所有出使琉球的情形作一次總的記述，而是只針對嘉慶十三年齊鯤、費錫章那一次而已。這可以從錢泳所記〈冊封琉球國記略〉條裡，他特別指明：
    嘉慶十三年，有旨【冊】封琉球國王，正使爲齊太史鯤，副使爲費侍御錫章。吳門有沈三白名復者，爲太史司筆硯，亦同行。
而在「琉球國妓女紅衣人」條中，也提到：
    琉球國亦有妓女，謂之紅衣人，其所居曰紅衣館。向例館每天使至國冊封，准諸妓入館伺候。自嘉慶五年趙介山殿撰冊封琉球【時】，傳諭不准入館，遂為定例。
    文中提到嘉慶五年趙文楷（介山）傳諭不准使節團到紅衣土妓館，也不准紅衣土妓進入天使館伺候使節團的人員。這規定的轉變，在李鼎元的《使琉球記》裡記載得很清楚；李鼎元說：
    （五月）十四日，乙未，晴。飭從者各安執事，無妄出入。諭閽者嚴啟閉，差遣則付以籤，閽者驗放。無籤而擅放，責閽者。聞琉球俗有紅衣土妓，諭令驅逐，無附近使館，蠱我從人。
    可見抄稿文字所記的內容，當然只能是嘉慶十三年齊鯤、費錫章的冊封事件。那麼，我們對比錢氏雜記抄稿中琉球文字資料與齊、費所作的《續琉球國記略》，就可以得出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了。如抄稿裡有琉球紅衣土妓的記載，而齊、費的《續琉球國記略》卷三〈風俗〉篇裡，根本沒有記載紅衣土妓的事；雜記抄稿文字所記的也跟李鼎元所記不一樣。這一點可以說沒有相關對比資料；不過，筆者發現在雜記抄稿圖片〈冊封琉球國記略〉條之前，有一段文字說：
    乘風化去，松瑞得全身而歸。此彼國近時之故事也。忽扮出大獅子兩個，擂鼓跳躍【盤旋】而下，歌舞自此而止，即中國【唱】戲之團圓也。
    根據筆者的判斷，這應該是資料中〈琉球國演戲〉條的末尾。其中前面所提到的「松瑞」，是琉球國流傳的神怪傳說故事，在齊鯤、費錫章的《續琉球國記略》裡卷三〈人物〉下有記載。《續琉球國記略》說：
    普德萬壽寺僧有戒行。姑場村有陶姓子，名松瑞者，穎悟，喜讀書。年十五，父母遣就傅首里。道出浦添，暮雨驟至；遠望燈火出林間，遂冥行借宿。至則少女燭而應門，室內閴然。兒徘徊不入；女延之，欲具酒食。兒伏案假寐，女輒來相迫。兒力拒之，乘間逸。覺後有追者，奔至寺前大呼求救。普德納而坐諸方丈中，遣其徒置鐘門外，女躑躅不敢進。鐘忽躍起，覆女。天明啟鐘，則死貍在焉。
    考之李鼎元的《使琉球記》卷五裡，八月十二日所記也有相同的記載說：
    十二日，壬戌，雨。梁長史來，問以國俗重僧，上人名尤貴。有道德知識可述者否？對曰：昔中城縣姑場村，有陶姓，先世簪纓，中落，業農。有子松瑞，性穎悟，美秀而文；五歲讀書，過目輒成誦；父母愛之，仍令業儒，就師於首里。年十五，丰姿益俊，婉如處子。一日歸至浦添，暮雨驟至；見燈光出林間，逐火行，得人家。剝啄借宿。有少女燭而應門，室更無人；兒遠嫌，即欲他投。女以虎豹嚇之。兒進退維谷，徘徊門外。女曳之入，欲具酒；兒辭，伏案假寐；女潛偎就，薦枕席；兒以男女大倫，風化攸關，婉謝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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