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来，通俗小说、戏曲及文人笔记常爱涉笔市井细民的生活领域，从中撷取形形色色的街谈巷语。这些街谈巷语虽属刍荛之言，但颇有可堪玩味之处。比如称谓，即是如此。本来，人与人之间交往，由于身份、地位、职业等不同，彼此之间称谓自亦各异，但市井细民却常喜僭用一些官名来称呼对方；这在宋时已成风气，此后一直相沿不辍。这种风习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它包含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因素？本文试结合市井细民习惯僭用的一些官名，对此问题略加探讨。
　　
                                  一

     根据戏曲、小说及笔记的记录，宋元以来市井细民喜欢僭称的官名不下数十种，这里且择其滥用者，略作疏述，以见一斑。
    例如“员外”，本为员外郎之简称，其义是指正员之外的郎官，但市人却常借之敬称无品职的财主。清人翟灏《通俗编·仕进》：“所云员外者，谓在正员之外。大率依权纳贿所为，与今部曹不同，故有财势之徒，皆得假借其称。”此种现象在宋时已屡见不鲜。宋人方回《续古今考》云：“南渡前，开封富人皆称员外。”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亦云：“这富家姓张名实，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而外地富人亦可僭称员外。话本《山亭儿》：“这襄阳府城中，一个员外，姓万，人叫做万员外。”至元、明时期，员外更成为富人的代名词。李潜夫《灰阑记》第二折：“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做员外，无过是个士财主，没品职的。”《醒世恒言》卷二十：“原来姓王名宪，积祖豪富，……人见他有钱，都称做王员外。”
    财主、富人除了可称员外，还常被称为“朝奉”（即朝奉大夫）、“承务”（承务郎）或“将仕”（将仕郎）。《水浒传》第四十六回云：“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警世通言》卷五：“吕玉也到陈家铺子，登堂作揖。陈朝奉看座献茶。”《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他那边土俗，但是有资财的，就呼为‘朝奉’，盖宋时有‘朝奉大夫’，就象称呼富人为‘员外’一般，总是尊他。”《古今小说》卷十七：“乃遣人密访之，果邢知县之弟，号为四承务者。”《水浒传》第二回：“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
    而医生或卖药兼治病之人则往往被称为“郎中”、“大夫”或“防御（使）”。洪迈《夷坚支甲志·杜郎中驴》：“杜泾郎中，河府荥河县上原村人也。世为医，赀业稍给。”白朴《东墙记》第四折：“小子李郎中是也，别无买卖营生，专靠我这药上盘费。”关汉卿《拜月亭》第二折：“这大夫好调理，的是诊候的强。”洪迈《夷坚甲志·徐防御》：“适显仁太后患目疾，访草泽医，遂获展效，补官与宅，锡赍不胜计，称为徐防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还记马行街北有“班防御”药铺、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盖防御”药铺等。
　　不过，当时市井艺人亦可称郎中、大夫或防御等。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即记有演史艺人李郎中、覆射艺人女郎中、说药艺人杨郎中、徐郎中等。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则称一位唱嘌耍令的艺人为“吕大夫”，一位玩悬线傀儡的艺人为“金线卢大夫”，一位“诸史俱通”、学问渊博的讲史艺人为“王六大夫”。《武林旧事》卷六又记有鼓板艺人段防御、唱耍令艺人赵防御；并且还记有讲史艺人“陈进士”、“张解元”、“许贡士”、“林宣教”、“徐宣教”、“周八官人”、“陈三官人”等等。这些都不过是敬辞。实际上，他们多半“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不可能中过什么“进士”、“解元”，更未曾任过“郎中”之类的官职。
　　不少手工艺人还常被称为“待诏”。待诏，本指有才艺之人待帝王征召，即备员待命之意。如汉代征士，凡特别优异者，即待诏于金马门。北齐后主置文林馆，引文学之士充之，称为待诏。唐初，征选一些才艺之士值翰林院，以备待诏。至玄宗时，就径称翰林待诏，掌文词之事，成为一种官称。宋元时市井人则借以尊称手工艺匠。话本《碾玉观音》：“璩待诏问：‘府干有何见谕？’”此处待诏即指裱褙匠；该小说中的崔宁则为碾玉待诏。《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这清一遂浼人说议亲事，将红莲女嫁与一个做扇子的刘待诏为妻。”《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的张元善“家传做花为生，流寓在湖南潭州，开个花铺”，人称“张待诏”。《史弘肇传》中的开笛匠阎招亮，亦称“待诏”。《水浒传》第四回：“鲁智深便问道；‘兀那待诏，有好钢铁吗？’”此待诏则指铁匠。《醒世恒言》卷十五还称一个木匠为“蒯待诏”，同书卷二十三又称一位专门替人篦头绞面的妇人为“待诏”。
    至于太保、仆射、司徒、观察使这样的显贵官称，当时居然还被用以尊称术士、侠盗、艺人或捕吏等。《宋史·孙子秀传》记子秀为吴县主簿时，有妖人称“水仙太保”，被子秀沉于太湖。《元典章新集》刑部：“江淮迤南，风俗酷祀淫祠，其庙祝师巫之徒，或呼太保，或呼总管，妄自尊大。”周密《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记有“烟火陈太保”，盖云其技巧神幻，似有道术一般。而《水浒传》中的戴宗，也因“有道术，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元无名氏《黄花峪》第二折：“小生刘庆甫是也，被蔡衙内将我浑家夺将去了，上梁山告宋江太保去。”《初刻拍案惊奇》卷三：“[程元玉]躬身作揖道：‘所有财物，但凭太保取去。只是鞍马衣装，须留下做归途盘缠则个。”这两处的太保则指侠盗。甚至就连仆役、轿夫也会被人尊称为太保。《古今小说》卷三：“官人吃几杯酒，睡在楼上，二位太保宽坐等一等，不要催促。”而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则记有杖头傀儡艺人“刘小仆射”；《武林旧事》卷六亦载有杖头傀儡艺人“张小仆射”、水傀儡“刘小仆射”。另据曾慥《高斋漫录》记载，当时贵人仆隶竟以仆射、司徒为卑小，宁称保义，不称仆射，可见仆射之贬值。至于司徒“卑小”，也因其被滥称之故。《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三都捉事马司徒，衫褙难为作主。”即称缉捕差吏为司徒。此外，缉捕差吏还被称为“观察”（即观察使）。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王小官人》载，建康缉捕使臣汤某，即被人尊称为“观察”。话本《勘皮靴》：“[大尹]叫那当日缉捕使臣王观察过来，喝退左右，将上项事说了一遍。”
    其他如“教授”被用以尊称私塾先生，“博士”被用以尊称酒店、茶馆的侍应人员，“官人”、“相公”被用以泛称社会上的各色人等，这在小说、戏曲中更是屡见不鲜。略举几例，如话本《西山一窟鬼》中靠教学童糊口的吴秀才即被称为教授。《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黄巢]打听得那里有一个朱教授，小名朱诚，在乡里开设学馆。”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话本《山亭儿》：“家里一个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铁僧。”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女孩儿迤逦走到樊楼酒店，见酒博士在门前招呼。”此外，尚有“花博士”，不过却指媒婆，非指卖花的。无名氏《百花亭》第一折：“只索央及你撮合山花博士，休使俺没乱煞做了鬼随邪。”当时，甚至连“磨工”也可称“博士”。刘君锡《来生债》第一折：“[磨博士云：]来也，来也，谁唤罗和哩？”而“官人”之称则更为普及。翟灏《通俗编·称谓》云：“唐时惟有官者方得称官人，宋乃不然；若周密《武林旧事》所载金四官人以棋著，李大官人以书会著，陈三官人以演史著，乔七官人以说药著，邓四官人以唱赚著，戴官人以捕蛇著；吴自牧《梦梁录》又有徐官人幞头铺、崔官人扇面铺、张官人文籍铺、傅官人刷牙铺，当时殆无不官人者矣。”与之相类，“相公”之称，亦很泛滥。宋人王暐《道山清话》即云：“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通俗编·仕进》亦云：“今凡衣冠中人，皆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戏剧小说中，秀才通常也被称为相公。贾仲明《玉壶春》第二折：“相公，你不思进取功名，只要上花台做子弟，有甚好处？”《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店家道：‘原来是一位相公，一发不难了。’”至于为何称秀才为相公，清玉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解释云：“古称秀才曰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此外，妻子对丈夫有时也敬称相公。无名氏《举案齐眉》第四折：“梁鸿云：‘夫人请穿上者。’正旦云：‘相公，我不敢穿。’”无名氏《争报恩》楔子：“[正旦云：]相公，稳登前程，等雨水晴时节，可来取俺老小每也。”
　　由以上胪述可见，宋元以来市井间官名滥称的习气是多么风行！明人陆容在《菽容杂记》卷二中就曾不无慨叹地说：“吏人称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台省官，故僭拟以尊人。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皆然。此前朝俗语相沿之旧习也。”但是，此种风习为何会形成并且沿袭下来呢？下面，我们想尝试对此作些考论和解释。
　　
                              二

    宋元以来的市井细民之所以喜欢僭用官名来称呼他人，推究其用意，自然是为了抬举别人，有意提升别人的身份、地位。这样做，或是羡慕别人富有，如员外、朝奉、防御、将仕之称；或是尊称对方多才多艺，如宣教、大夫、教授、解元、贡士、进士之称；或是取悦于人，好做交易、买卖，如客官、官人、郎中、大夫、博士、待诏之称；或是期待丈夫、子女能够为官作宰，如官人、相公之称；或是畏吏惧盗，受制或有求于人，如观察、太保、太仆之称。这些各异其趣的称呼，一般说来，与被称呼者的职业、身份等，或多或少总有某些相似或相近之处。如酒店、茶坊的侍应，通常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故有“博士”之称；私塾先生与学官教授，职业类近，故有“教授”之称；而学识渊博的说话艺人在市民眼里，其文化水平就可与“进士”、“解元”等媲美，故自然借之以尊对方；至于随时待人传唤，为人提供某项技术服务的工匠、艺人，也便有了“待诏”、“承务”之称。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官称都是虚幻不实的，只能给被称呼者以一种假想的、替代性的满足；而称呼者之所以乐意借虚幻的官名称呼别人，被称呼者又对此感到悦耳、满足，究其原因乃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认知和追求，即认为“做官”十分光彩。这无疑是一种很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当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因为在封建社会，管理国家靠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只有官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官位遂成为一个人地位高低、价值大小的尺度；并且官位与权力、财富又是紧密相连的，财富的获取往往取决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所以，“当官发财，望子（或望夫）成龙”，遂成为封建时代人们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很少有人能不受此影响。
    不过，问题在于为何宋代以前这种僭用官名以尊人的习气尚未普遍出现，而到了宋代以后就蔚然成风了呢？看来，这种风习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考察唐末、五代的政治现状，可知彼时政局急遽动荡，朝政混乱不堪，买官鬻爵之风盛行，于是官爵泛滥、滥称现象亦便随之产生。洪迈《容斋随笔》卷七《冗滥除官》即云：唐末“德宗避难奉天，浑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讥。李贞茂在凤翔，内外持官籥者，亦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是时，人奴腰金曳紫者，盖不难致也。”及至宋代，冗滥除官的现象也很普遍，特别是徽宗朝，“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甚者走马承受，升拥使华，黄冠道流，亦滥朝品”（《宋史·职官志序》），买官鬻爵之风颇兴。《宣和遗事·后集》即云：“王黼平时公然卖官，取赃无数，京师谣言云：‘三百贯，曰通判；五百索，直秘阁。’盖言其卖官爵之价也。”元明两代亦承此弊，《元史·选举志序》即谓彼时选官，“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明人郑晓《今言》卷二载，成化年间，太监张敏之侄张苗“倾资上献”，得授南京通政使，此例一开，效者纷纷，“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可以说，宋元以来这种官僚政治腐败的状况，正是人们官本位意识膨胀，官名滥称现象赖以产生的温床。
    至于官名滥称风习何以主要盛行于宋元以来的市井闾巷，这显然又与当时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新兴的市民阶层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最迫切希望的莫过于改变其卑微的政治处境，梦想能够一朝发迹变泰，跻身于官僚阶层。这一点从市井流行的文艺作品中最能得其消息，这些作品颇喜爱“噇发迹话，令寒门发愤”。例如《五代史平话》中的朱温、石敬瑭、刘知远、郭威，《郑使节立功神臂弓》中的郑信，《杨温拦路虎传》中的杨温，《临安里钱婆留发迹》中的钱镠，《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赵旭，等等，这些人起初都是混迹市井或流浪江湖，但最终都通过各种途径或手段得以发迹变泰，做了帝王或高官，改变了原本卑微的身份和处境。至于市井平民或商贾子弟登第做官的故事，也比比皆是。《喻世明言》卷二十八即写商人李秀卿“夫妻相爱，连育二子，后来读书显达。”《警世通言》卷五写“买卖中通透”的吕玉着意培养后代读书，结果子孙“多有出仕贵显者”。《醒世恒言》卷三写卖油郎秦重和莘氏“夫妻偕老，生下两个孩儿，俱读书成名。”卷二十写布商褚卫的义子不仅中了进士，而且还“考选了庶吉士，入在翰林”。凡此，不都说明市井细民希图向仕途发展的迫切愿望吗？而这种愿望也正是驱使他们中的富有者捐纳钱粮买官以及彼此间以官名敬称的主要心理动因。
    除此之外，根据当时的许多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宋元以来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崇尚享乐的社会风气，也的确曾给活跃于市井中的诸色伎艺人员、医生、工匠等提供了不少跻于官吏行列的机会。他们中的技艺出色者，不时会被召入宫廷或官府献艺、效力。《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即云：“讲史书者，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亦载：“小说：朱修（德寿宫），孙奇（德寿宫），任辩（御前），施珪（御前），叶茂（御前），方瑞（御前），刘和（御前）。”卷七又云：“淳熙八年正月元日，……上待太子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而不少女艺人也被宣至御前供奉。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子桂英演史序》云：“当思陵上太皇号，孝宗上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若棋待召（诏）为沈姑姑；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说经为陆妙慧、妙静；小说为史惠英；队戏为李瑞娘；影戏为王润卿；皆中一时慧黠之选也。两京游幸聚景、王（玉）津内园，各以艺呈，天颜喜动，则赏赍无算。” 他（她）们所以被市井细民尊称为“进士”、“解元”、“贡士”、“大夫”等，或许正因做过“御前供应”，受过朝廷或官府的恩赐和封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零六记载，绍兴年间有一位艺人名叫李姻，因入宫廷任睿思殿祗候，能讴词，善小说，故受赐为“秉义郎”。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亦云：“绍兴初，有伶人胡永年者积官至武功大夫。”明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一亦载：“宋王防御者，号矮顺子。……盖防御以说书供奉得官，兼有横赐。”有的艺人则因献艺官府而得官。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载：“胡仲彬乃杭城勾栏中演说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时登省官之门，因得夤缘注授巡检。”显然，这种因鬻技售艺得官现象的存在，也大大地诱发并助长了市井间官爵滥称的社会习气。
     而从官爵僭称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上讲，这种称呼本身也是对本来带有高贵性的官职名称的一种俗化，也即使它们在被市井细民的随意称呼中变得无足轻重了。试想，连江湖医生都可称为“郎中”、“大夫”，盗贼、奴仆都可称为“太保”、“仆射”，如此等等，那么这些官称还有何可贵的呢？也许正因此故，官僚士大夫们才会感到其尊严受到了冒犯。宋彭乘《墨客挥犀》卷四即云：“今之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甚至政府还曾下令禁止市井细民僭用官名。《明实录》即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可是禁而不止，市井细民们照样我行我素。这是否也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在观念上有意拉近官僚阶层与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差距，追求一种政治平等的心理愿望呢？抑或这正体现了他们平视达官贵人的勇气和魄力吧。不管实际情形如何，这种普遍发生于市井细民中间的官名僭称现象，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它为今人透视古代市井细民的文化心态和人生价值追求等提供了一种形象的精神标本，值得人们仔细地加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