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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王昭君变文》押韵字：山、团、川，关、千、连，年，前。山、桓、仙、删、先通押。
    《取经诗话》1押韵字：边、前、山。先、山通押。
    《取经诗话》5押韵字：山、缘。山、押。
    《取经诗话》14押韵字：盘、颜。桓、删通押。
    《取经诗话》28押韵字：缘、天、般。仙、先、桓通押。
　　2）《将王陵变》押韵字：然、言，安、愆、天、泉。仙、元、寒、山、先通押。
　　《取经诗话》11押韵字：偏，安、前。仙、寒、先通押、
    《取经诗话》3押韵字：还、难、间。删、寒、山通押，
　　五、梗 摄
    《维摩诘经讲经文》押韵字：成、争、程、惊。清、耕、个庚通押。
    《李陵变文》押韵字：迎、声、征、情、经、城。清、青、庚通押。
    《取经诗话》8押韵字：精、宁、坑。清、青、庚通押。
　　《取经诗话》15押韵字：耕、城、庭、程。耕、清、青通押。
　　六、不同摄的字押韵：
　　1）《无常经讲经文》押韵字：闻、轮、春、云、身、巡、邻、文、陵、尊、根、嗔。臻摄文、谆、真、魂、痕韵与曾摄蒸韵通押。
    《取经诗话》24押韵字：程、膺、身、津、经，呈。梗摄清韵，青韵与曾摄蒸韵，臻摄真韵通押。
    2）《太子成道经》押韵字：声、吟、春、人。梗摄清韵，深摄侵韵与臻摄谆韵、真韵通押。
    《取经诗话》25押韵字：林、听、庭。深摄侵韵与梗摄青韵，清韵通押。
    《取经诗话》20押韵字：人、寻、经。臻摄真韵、深摄侵韵与梗摄青韵通押。
   除以上各点以外，刘文还从上面所举《取经诗话》十七首诗用韵情况与部分变文的比较中，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点：
　　1）止摄各韵合并，且与蟹摄齐韵合并。 2）、蟹摄皆、咍二韵合并。 3）、通摄东、锺二韵合并。4）、臻摄真、谆、文、魂、痕五韵合并。5）、山摄各韵合并。 6）、梗摄各韵合并。7）、从真、蒸等韵通押看来，一部分-n尾韵与一部分    尾韵合并。8）、从真，侵等韵通押看来，一部分-n尾韵与一部分-m尾韵合并。
　　　以上是韵母的对比情况，刘坚先生还举了一个声母的例子。《取经诗话》第十七则：        “仆夫寻到渔父船家，果得买大鱼一头，约重百斤。当时扛回家内，启白长者，鱼已买回。长者遂问法师作何修治。法师曰：‘借刀，我自修事。’”这里的修治与修事仅写法不同，而意思相同。征诸唐代文献袁郊《甘泽谣·獭残》，唐人修治与修事也通用：“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拦。乃以十牛縻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 《降魔变文》：“长者忽于一夜，大小匆忙，扫洒堂房，修治院宇，香泥涂饰，异种精华。” 这与《取经诗话》的用例相同。这些用例使人进一步猜想，事与治在当时可能是同音字。这个猜想可以从变文里的别字异文得到证实。《敦煌变文集》的《庐山远公话》里有这样的例子：“况是白庄累行要（恶？）迹，伴涉凶徒，好杀恶生，以劫为治。”……可见在唐五代西北方音里，事、治应是同音字（现代有些方言里，这两个字仍同音）。《取经诗话》修事与修治并用，与变文一样，也是崇、澄二母字混用的例子。
　　刘文认为，以上述几点与邵荣芬先生归纳出的关于变文中的别字异文所反映出来的语音现象，也相当一致。（29）我们还不能仅仅根据《取经诗话》反映出来的语音情况，与变文所反映出来的语音情况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就认定《取经诗话》和变文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这是说明问题的。
    语  法
　　刘文认为，语法结构是语言里比较稳定的因素，我们不能只根据两部作品共有某些语法格式就断定它们是同时代的作品。不过语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语言总是在不断地演变的。新的语法格式不断产生，由萌芽状态一步步发展到比较完备的地步。因此，如果我们在两部作品里都发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语法现象，那么就可以说这两部作品大致同时或时代相近。
   一、得字虚化，并发展为动词词尾
    得字用在动词后面表示“获得”，起源相当早；得字虚化，是从放在动词后面表示“可能”开始的，动词和得之间可以加不表示否定。真正的动词词尾得不见于唐以前的文献，可是变文和《取经诗话》里却不乏这样的例子：
    1）、改换衣装，作一百姓装裹，担得一栲栳馒头。直到箫磨呵寨内，当时便卖。（《韩擒虎话本》）
    2）、唤得园人来借问：园主当今是阿谁。（《降魔变文》）
    3）、排兵在于长川，喊得山崩石裂。（《庐山远公话》）
    4）、推得精怪出门。（《丑女缘起》）
5）、法师与猴行者近前咨告请法，天王赐得隐形帽一事、金镊锡杖一条、钵盂一只。（《取经诗话·三》）
　　6）、此日感得唐朝皇帝，一国士民，咸思三藏，人人发哀。（《取经诗话·十五》）
    7)、明日可藏铁甲于手，领痴那往后园讨樱桃吃，待佗开口，铁甲钩断舌根，图得长者回来，不能说话。（《取经诗话·十七》）
这种得紧贴在动词后面，表示某种结果的实现。跟表示可能的得不同，宾语只能放在得字之后，动词与得字之间也不能加进不字。这种得字可以说已经发展成真正的动词词尾了。
    二、在变文里，了字开始虚化为动词词尾；《取经诗话》里，了字还没有虚化。
    变文和《取经诗话》里的了字有时表示“终了、完结”，这是动词，常常受副词已、既修饰。在变文的多数用例和《取经诗话》里，了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动词词尾，因为动词的宾语通常在动词和了字之间。真正的词尾了附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宾语只能放在“动+了”后面。“动+了+宾”的句式在《敦煌变文》里仅有四例：
  1）、说了夫人及大王，两情相顾又回惶。（《欢喜国王缘》）
  2）、见了师兄便入来。（《难陀出家缘起》）
　3）、切怕门徒起妄猜，迷了提多谏断。（《维摩诘经讲经文》）
  4）、唱喏走入，拜了起居，再拜走出。（《唐太宗入冥记》）
除例1）可疑（说了在这里可能是“说完以后”的意思，与“夫人及大王”非动宾关系）以外，其余三例都是“动+了+宾”的格式。与大量的“动+宾+了”的句式相比，这类“动+了+宾”的句式在变文中当然只占极少数。由此可以设想，动词词尾了在晚唐五代时期还只处于萌芽状态，这时候了字刚刚开始虚化为动词词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动词词尾了不见于《取经诗话》。《取经诗话》里只有“动+宾+了”的句式，而没有“动+了+宾”的句式，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取经诗话》的时代应该是比较早的。
　　三、把字和将字开始由动词虚化为介词。
　　现代汉语里的介词把和将（将一般用于书面）本来都是动词，是“拿”的意思。但变文与《取经诗话》里已有一部分把或将已经不是单纯表示“拿”，而是表示拿着某物（以某物为工具）去作某事。这种用法可以说是把和将由动词虚化为表示处置的介词的过渡，在变文和《取经诗话》里也可以找到比较典型的介词把和将的例子：
    1）、却思城外花台礼，不把庭前竹马骑。（《维摩诘经讲经文》）
    2）、莫将天人施沙门，休把娇姿与菩萨。（同上）
    3）、猴行者当下怒发，却将主人家新妇，年方二八，美貌过人，行动轻盈，西施难比，被猴行者作法，化此新妇作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畔）。（《取经诗话·五》）
    4）、被猴行者将金鐶杖变作一个夜叉。（《取经诗话·六》）
　　5）、遂将财帛分作二分。（《取经诗话·十七》）
　　这类例子在变文和《取经诗话》里数量没有把、将作动词的例子多，可见《取经诗话》的时代正是把和将开始由动词转变为介词的时期。王力先生曾指出：“处置式的产生大约在第七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到了中、晚唐以后，‘把’字用于处置式的情况更加普遍起来。”（30）如果拿这一点来衡量《取经诗话》里的介词把和将，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它的时代当不会迟于晚唐。
    以上三点是就某些新出现的语法现象在变文和《取经诗话》中的反映来说的，下面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
   四、变文和《取经诗话》中表示动量的格式，与宋人话本中表示动量的格式有所不同
　　变文和《取经诗话》中表示动量的格式主要有这几种：
　　1、数词+动词
　　2、动词+数量
　　3、动词+数词+动词。
宋人话本里保留着这三种格式，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表示动量的格式“打+一+动词”：
    1）、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条绦来，把妮子缚了两只手，掉过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将妮子起去。（《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
    2）、老妈打一看道：“叔叔，多时不见，今日如何到此，”（《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
    3）、老鸦落地，猛然跳几跳，去地上打一变，变成个着皂衣的婆婆，正是去年见的。（同上）
    4）、两个媒人用五轮八光左右两点瞳人打一看时，只见屋山头堆垛着一便价十万贯小钱
　　　　儿。（《古今小说·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5）、打一认时，却是东京白樊楼过卖陈三儿。（《古今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6）、正看里，被康、张二圣用手打一推，颠将下峭壁岩崖里去。（《古今小说·史弘肇龙虎
　君臣会》）
    这种新出现的表示动量的格式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给作品断代，这不失为—项有用的标准。变文里固然没有这种格式，《取经诗话》里也同样没有这种格式。如比较不难看出《取经诗话》在句法格式上不同于宋人话本处，可以说，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
    语  汇
　　变文和《取经诗话》在语汇方面相同的也很多，有些有助于考订《取经诗话》的时代，下面略举数例：
　  万  福 
　　韩愈《与孟尚书书》中有“未审入秋来眠食何似，伏惟万福”的话。万福本来是一般的寒暄语。它成为妇女请安问候的用语，是南宋的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下广津《宫词》云：‘新睡起来思旧梦，见人忘却道胜常。’‘胜常’，犹今妇人言‘万福’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说，陆象山家“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这里说的都是南宋的情况。妇女口称“万福”的情况在宋人话本里更为常见：
    1）、小娘子还了万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歇在此。”（《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2）、那女子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向前道个万福。（《清平山堂话本·董永遇仙传》）
    跟这些用例不同，变文和《取经诗活》里，万福还是一般的问候话，并非妇女专用。下面例子里的万福都出于男子之口，这种用法绝不见于宋人话本。
1）、卢绾得对，拜舞礼讫，霸王便问：“汉主来时万福，”答曰：“臣主来时万福。”（《汉将王陵变》）
    2）、树神亦（—）见，……直至庵前，高声：“不审和尚。”远公曰：“万福。”(《庐山远公话》)
    3）、行经一国已来，偶于—日午时。见—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取经诗话·二》）
　　新  妇 
　　宋王得臣《麈史》卷中：“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妇曰新妇，卑对尊称其妻及妇人自称者则亦然，则世人之语岂无所稽哉？而不学者辄易之曰媳妇，又曰室妇，不知何也！”王得臣是北宋中叶人，其时新妇一词已开始为媳妇所替代。变文和《取经诗话》里只有新妇，没有媳妇。例如：
1）、愧汝新妇，九年孤眠独宿。汝今得贵，不是汝学问勤劳，是我孝顺新妇功课。（《秋胡变文》）
2）、阿婆语新妇曰：“你若著天衣，弃我飞去。”新妇曰：“先是天女；今与阿婆儿为夫妻，又产一子，岂容离背而去，必无此事，”阿婆恐畏新妇—日去，但令牢守堂门。（《敦煌本搜神记》）
　　3）、妻对夫曰：唯有一人密来唾新妇耳中即去也，更无余语，不得姓名。”（同上）
    4）、主人曰：“我新妇何处去也，”猴行者曰：“驴子口边青草一束，便是你家新妇。”主人曰：“然你也会邪法，我将为无人会使此法。今告师兄，放还我家新妇。”猴行者曰：“你且放还我小行者。”主人噀水一口，驴子便成行者；猴行者噀水—口，青草化成新妇。（《取经诗话·五》）
这里的新妇，有自称，也有旁称；反映着这一称呼改变为媳妇以前的情况。
　　装  束
　　装束在变文和《取经诗话》里有收拾行装的意思，这种用法在宋人话本里是没有的。
    1）、今为平王无道，信受佞臣之言，囚系慈父之身，拟将严峻。吾今远至，唤弟相随，事急不得久停，愿弟急须装束。（《伍子胥变文》）
    2）、僧行七人，密记于心，举具装束。（《取经诗话·十六》）
    3）、定光古佛云中现，速令装束急回程。（同上）
　　周  回、周  迴
　　周迴一词见于六朝以下书籍的，例如：
　　1）、于楼下开马埒射场，周迴百步，皆文石丹沙及采画于埒旁。（王嘉《拾遗记》卷九）
　　2）、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迴以身湿之。（《稗海本搜神记》卷五）
　　3）、太仓西南有翟泉，周迴三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
　　4）、相州汤阴县北有羡里城，周回可三百余步。（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
　　5）、身是五阴城，周迴无里数。（《敦煌掇琐》白话五言诗，伯3418）
见于变文和《取经诗话》的，例如：
1）、太子不忿此事，乘马出城，躬身自观，与须达相随。直至园所，周迴顾望，与本无殊，四面瞻相，都无变怪。（《降魔变文》）
    2）、左右不见余人。唯见须达大臣，兼有龙神八部，前后捧拥，四面周回。（同上）
　  3）、法师闻语，冷笑低头，看遍周回，相邀便出。（《取经诗话·四》）
宋人话本里写作周围；更多的是四下或四下里，意思相同：
    1）、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围看时，并无—物可取。（《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2）、着眼四下看时，元来是一座崩败花园。（《清平山堂活本·洛阳三怪记》）
    3）、那厮四下里没寻处，迤里沿江岸走来。（《警世通言·福禄寿三星度世》）
　　到了宋代，周回或周迴只在脱离口语的文言作品中出现而不见于口语体的文章。它大约已渐被新词周围等淘汰。
　　举身自扑 
　　变文多以浑磓自扑、自扑魂磓等表现极度痛苦的动态，当“全身自己覆倒”讲，因而又有举身自扑的说法，意思相同：
    1）、远公曰：“我适来于门外设誓，与他将军为奴来，更久住不得，汝往后切须努力。”云庆闻语，举身自扑，七孔之中。皆流鲜血。良久乃苏。（《庐山远公话》）
　　这里是说远公的上足弟子云庆听说要与远公诀别，极度悲伤而举身自扑。《取经诗话》也有同样的说法：
    2）、长者在路中早见人说痴那落水去了，行行啼哭，才入到门，举身自扑。（《取经诗话·十七》） 
　　无论举身自扑或浑磓自扑，都不见于宋人话本。
    生  宁、生  狞   
   1）、铁骑磊落已（以）争奔，勇夫生宁而竞透。（《伍子胥变文》）
   2）、法师与猴行者不免进上寺门歇息。见门下左右金刚，精神猛烈，气象生狞，古貌楞层，威风凛冽。（《取经诗话·四》）
　　《敦煌变文集》校《伍子胥变文》生宁作狰狞，误。这里的“勇夫”是伍子胥征发以讨楚的“天兵”，生宁状其威严勇猛而非面目狰狞之意。《取经诗话》例中的“气象”亦无所谓狰狞而也应该是威严勇猛，与变文用例义同。生狞的狰狞义，大约是比较晚出的。元代张可久散曲《双调落梅风》：“生狞面黄金兽，蜜多心白玉浆。”此生狞当是狰狞之意。
    在进行了从语音、语法、语汇三个方面对《取经诗话》和变文的比较之后，刘文认为：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敦煌所出《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样，其时代早于现今所见宋人话本，这样说大概不能算过于武断。……据我们在前面所作的考察，这部话本的时代还有可能往上推到晚唐五代。

　　另外一篇重要文章是李时人、蔡镜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间考辩》，发表于《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这篇文章与刘坚先生的观点称得上不谋而合，同样非常自信的认为《取经诗话》应是晚唐、五代的作品，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所考察的内容要比刘文更宽泛一些，除了语言学方面以外，还在作品的形制与思想倾向上作了很多考订，也是相当令人信服的。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二位先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下面我们也将其中的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31）
    ……  处
    文章认为，现存所有的宋元话本，都没有标明“……处”的标题形式，叙述中也没有“入……处”、“到……处”、“过……处”这种表明故事场景变化的句子。但是，在敦煌保存下来的唐、五代讲唱底本“变文”中，则有很多这种情况，如《李陵变文》残卷有六个地方使用“处”字：其他《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各有十五个地方这样使用“处”字，《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张淮深变文》（所引敦煌变文篇名，均据《敦煌变文集》）也都有四处以上这样使用“处”字。敦煌变文中的“处”字，一般用在韵、散交替的地方，这些地方也往往表明故事情节的转折和场面的变换。取经诗话没有韵文叙述的部分（敦煌变文也有没有韵文叙述部分的篇章），但在情节转折和场面变换时用“处”字，显然和变文一致。
    关于“处”字在敦煌变文中频繁出现的原因，应与当时俗讲和尚、民间艺人往往借助寺院壁画或自备的挂图演唱的表演形式有关，文章引程毅中说：“我认为这个“处”字是指变相图中的某一场面，图文对照，近似後世的“全相”平话或“出像”小说。众“看官”眼看变相，耳听变文，自得相映成趣之乐。……在讲唱故事时如果不具体指明讲到何“处”，恐怕听众会弄不清楚，所以每一段唱词都要说明讲到何处，以便听众按图索骥。”又以敦煌莫高窟保存的唐、五代祗园记图等内容连续的多幅壁画，论证这种借助画图的讲唱形式在底本上留下的痕迹，形成了唐、五代变文体制上的显著特点。在解释为何宋代话本中已经完全不见这种性质特点的问题是，文章引陈汝衡先生《宋代说书史》中的话，“说唱话本的人随带图像，宋代瓦肆艺人似乎没有过”，接着又介绍了许多前辈学者的意见，如引胡士莹曾经说过的：“对于说话艺术来说，画卷曾经起过醒目的作用，但又是落后的形式，因为它远不如艺人绘声绘色的表演，因而在用形体表演来塑造形象方面，和尚总敌不过艺人。这样，一旦统治者不那末崇佛了，俗讲也就很容易为市民所淘汰。” （32）。结论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由于采用了一些民间艺人说唱的题材，吸收了许多民间说唱的形式和技巧，形成了在当时来说内容丰富、形式完备的讲唱艺术，给後世的讲唱文学和小说、戏曲以巨大的影响。但就说唱艺术本身的发展来说，它仍然处在表演形式杂驳的初级阶段。随着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说唱艺术分工日趋严密，表演技艺更加提高，俗讲的一些表演手段，如“以图配话（唱）”等，就显得十分幼稚，必然要被摒弃。既然“以图配话”这种表演形式在宋代“说话”中已经消亡，那么作为其底本怎么会出现了“……处”这种体制呢？取经诗话标明“……处”，明显说明它曾经是配有图画的，作为讲唱文学的底本，它只能产生于广泛采用这种表演形式的唐、五代时期。
　　以诗代话
   《取经诗话》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宋代话本的地方，即《取经诗话》每一节都有书中人物“以诗代话”情况，如缺题第八节末既有深沙的诗，也有法师、猴行者的诗，这种形式在敦煌变文中经常出现，如《破魔变文》。
    变文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形式是前面有经文，接着是说白，最後是唱词；最盛时期则主要包括说白和唱词两部分；到其末期，则很多只有说白（杂以诗词）而无唱词了。但自始至终，它都没有完全改变以韵文（包括诗词）代替故事中人物说话的习惯。本来，变文中有韵文（唱词）叙述部分，人物说话用诗词也可以吟唱，尚能保持体例的一致。但到后来变文中的韵文叙述部分被说白所代替，人物以诗代话就显得别扭了。这种方法在表演上限制了艺人模仿故事中人物的口吻语调，难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徵，无疑影响了说话艺人的艺术发挥。所以到了宋代“说话”，就再也没有人使用这种表现形式了（宋代话本中也有不少韵文，包括诗词、骈文、偶句等，但这些韵文有其特定的作用）。既然宋代话本已经没有这种表现形式，那么说取经诗话是宋代话本就显然没有根据了。从它的表现形式看，也应归属于广泛采用这种形式的唐、五代“变文”。
   至于为何称诗话，文章解释道：对于变文，宋人越到後来越缺乏认识。但是，拿到这篇作品的人显然已经看出了它和当时话本在体裁上有所不同，于是取书中人物“以诗代话”的特点，命其名为“诗话”。（其又名《大唐三藏取经记》，可见书名为刻书人任意为之，并未守其旧名，或者原本同于某些敦煌写卷，并无题名，亦未可知。）在中国古代讲唱文学中“诗话”之名，前无旧例，後无继者，千百年来，仅此一例，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
　　崇   佛
　　文章认为，《取经诗话》在相当程度上可看成是宗教书籍，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主要是对西行求法行动的赞美，对佛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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