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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到达之前，松赞干布已经娶回了一位尼泊尔公主，这位公主与文成公主一样，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们不约而同地都带去了佛教的佛像、法物与经卷，而且尼泊尔公主从家乡召来工匠建了大昭寺，文成公主从内地找来了工匠建了小昭寺，这对非常渴望学习先进文化的松赞干布显然有很大的影响，一般都认为佛教在西藏出现并且得到扩展，是在这个时候。
　　西藏固有的原始宗教叫本教（苯教），也叫黑教。本教与内地的巫覡很相似，以占卜休咎、驱鬼降神、祈福禳灾为主要活动，在松赞干布之前，西藏基本是本教治国。佛教进入，必然的要受到本教的抵制，据说在两位公主建大、小昭寺时，就不断有本教装神弄鬼破坏，因此佛教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稍后的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期，赤松德赞为了清除在朝廷中尾大不掉的本教贵族势力与缓和贵族与下层社会的矛盾，在西藏重又倡导佛教。他首先从印度请来了佛教大师寂护，但遗憾的是，寂护虽然是印度佛教大乘教派的正宗传人，但似乎有点书生气，对付神神道道的本教心有余力不足，因此只呆了几个月便被本教的装神弄鬼搞的不得不返回印度了，临行前他表示，对于西藏这些“魔障”自己无能为力，必须请邬仗那（今巴基斯坦）的密宗大师莲花生来，才能降伏“群魔”。后来赤松德赞派人将莲花生大师请来，而密宗恰像是本教的克星——西藏宗教史中有许多对莲花生的神化描写，如说他预知吐蕃要请他，便主动起身与迎请他的人相会；又说他在一路上逢妖捉妖，遇怪降怪，许多“魔障”都被他用密咒降伏了。不管如何，莲花生降服了本教，从此佛教在西藏站住了脚。但不是显宗而是密宗，这和内地的佛教以显为主的传播是不一样的。（8）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路线以及文化特点，我们也要做一些探讨，这对于理解取经故事的产生同样是重要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很多种说法，特别是在佛教的典籍中，我们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传说，但大多不可信。例如南朝刘宋时僧人宗炳说，对于如来的“大慈之训”，早在“三五之世”中原就已有所闻。“三五之世”什么概念？即三皇五帝也，大约相当于五千年之前，宗炳实在夸张得有点搞笑了。其它又有周代传入佛教说、孔子已知佛教说、秦代有僧来华说等等，都是出自僧人的记载，既不可考，也无处查。（9）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在东汉明帝（公元58年即位）之时，佛教正式被人所知，正式记载可见于比较严谨的史书——范晔的《后汉书》（10），以此作为佛教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相对比较可信，如果考虑到这是上层的情况，那么把佛教在民间传播的时间稍作提前也是可行的。
　　佛教传入的线路一般没有争议，大家都认可由印度出发，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阿富汗，到达中亚和我国的新疆地区，再经由丝绸之路的东段进入内地——也有经由海路，经由西藏传入的内容，那是另外的话题——但是宗教的传播，不是交通上的直通车概念，而是波浪形的扩张。印度的佛教自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后，便开始了扩张，大规模的向四方派出传道师，这一举动甚至被西方的研究者称为“人文史上第一重要之事实”、传道史上“最广大的计划”。扩张的第一波是将佛教由中心地区扩张到今日印度的北部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地区，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第二波是将佛教扩张到今日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及中国的新疆一带，在古代这一带叫作大月氏、安息、康居及于阗，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二世纪；第三波就是经由西域将佛教扩张到中国内地，但是这一波扩张的出发地首先不是印度而是西域诸国。（11）
　　从传入的时间与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佛教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最早的佛教来自西域，经过了西域文化的本土化改造，传播佛教的人也多是西域人。（12）第二是翻译佛经所依据的底本，大多是西域方言而非梵文（13）。第三，传播佛教的大致上有两类：自发的商人与自觉的传道者，无论送经来的还是取经去的，这类活动基本上没有官方的介入。（14）这些特点对于中国的佛教深有影响：
　　首先，传入中国的佛教是西域佛教而非纯正的印度佛教，西域佛教具有的“杂质”本身就是开放、包容的范例，所以中原的汉传佛教是很容易发生变异的。
　　其次，传入中国佛教很少有完整的体系，绝大部分都是传教人的个人所为，最早传入中国的经卷据说只有几页纸。这样，对佛教的理解就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中国佛教对各家各说也是非常宽容的，比印度佛教要开放得多。
　　第三，由于没有官方的介入，佛教传入内地后宗派繁多，对传播多有妨碍。但对于文学而言，这却是可乘之机，因此中国的佛教非常容易文学化，而且不像印度佛教那样仅在佛教的圈子内文学化，比如造几个生动的佛本生故事；中国佛教的文学化经常与世俗的内容相结合走入民间，而后又往往脱离宗教的束缚而仅仅成为文学的一个题材。
　　对于认识这些特点的重要性我们就不一一举例而只以毗沙门崇拜笼统说明。毗沙门崇拜是典型的西域本土化了的佛教。毗沙门原是印度婆罗门教的神，后来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中的护法神，在密宗中较受推崇，因而也就较早的随密宗而进入西域并且被本土化，在西域一带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今新疆和田）有一条关于毗沙门的详细记载，说这个国家乃是受毗沙门所赐而产生。这个故事已经具有了创世纪传说的文化特征，说明本土化已经完成。对于我们来说，毗沙门就是西域佛教的识别标志，这一点对以下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作为一个证据，可以非常有力的说明最早的取经故事乃是在西域产生的。
　　荷兰学者许里安在《佛教征服中国》一书里有这样一个归纳，他说：“早期中国佛教是一个自生系统，是一种独立发展的结果；并且，仅仅在与这种发展所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相联系，以及在盛行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世界观的背景下，它才能够被研究和理解。”（15）这种归纳非常富有启示，在微观的层面上，我们更应当注意中国佛教的驳杂和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变异性——直接地说，玄奘当年取经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佛教歧义太多——而这些，也就是后来取经故事为何发生，又为何不断揉进新的故事的最重要的、最深层的文化秉性。
　　
    最后，对本书频繁使用的“西域”这个概念要稍作解说。“西域”这个词经常使用，但含义并不相同，至少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
　　广义的“西域”：把我国的西部及中亚、南亚，甚至西亚都称为西域，代表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他把出了玉门关以西的所有地方都叫作西域；
　　狭义的“西域”：专指我国的新疆及中亚各国所包括的地域，但不包含南亚和西亚。我国古代史籍中的西域，大都是这一概念。
　　一般说这两个概念差别并不大，但对于我们却有重要的不同，所以应当加以区别。我们的论述围绕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展开时，许多时候会把话题延伸到印度及南亚诸国，所以使用的是广义的西域概念；而以下我们将要讨论取经故事诞生的问题，所使用的西域则是狭义的概念，也就是专指我国的新疆及中亚一带。
　

注释：
　　
　　（1）本书所言之《西游记》，除特别说明外，均指学术界通常所说的金陵世德堂一百回本。实用所据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校点《西游记》，1980年北京第2版。
　　（2）王国维、罗振玉跋文和影印本的有关情况，可参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一书。李时人、蔡镜浩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3）本书关于玄奘取经的介绍均依据于玄奘本人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目前常用版本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章巽校点本、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季羡林校注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孙毓棠、谢方校点本。
　　（4）所谓的“所有话题”，并不是严格的科学概念而只是一种描述。以下我们将要提出“原生取经故事”的概念，说明有些取经故事源出于玄奘取经的途程之中，这些故事与《西域记》、《慈恩传》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这里使用“所有话题”，只是表示强调后来出现的对取经故事的创造与加工，都应该受到了玄奘事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288页。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136页。
　　（7）[澳]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1页。
　　（8）关于西藏佛教的发展情况，本书所列出的参考书中有相关论述，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许里安《佛教征服中国》、李骥诚《西藏佛教密宗》等，详请参见。
　　（9）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对此有详细罗列与辨析，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10）[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天竺》：“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关于佛教传入的各种说法，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在《简明中国佛教史》一书中有详细介绍。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二节“佛教传入的各种传说”。
　　（11）关于佛教在西域的传播，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有详细的考证，请参见他的《西域之佛教》。《西域之佛教》上世纪二十年代有译本，这里依据的是商务印书馆1999年的新版本，引文见32页。关于佛教传播的三波，是我为了表述的形象而根据羽溪了谛的研究所做的自行归纳，并非严格的学术概念，特此说明。
　　（12）《中国翻译简史》曾引蒋惟乔与梁启超的统计，从东汉桓帝到唐时，来中国的西方僧侣约80人，就籍贯而言，东汉时以安息、月氏、康居人（均在中亚）为多；西晋时以龟兹、罽宾（新疆、克什米尔）人为多；南北朝时，西域与印度人各半；隋唐时，印度人占优势。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14页。
　　（13）请参见《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5-16页。其中介绍任继愈认为早期佛经中可能有不少是西域当地的语言；季羡林认为后汉至南北朝所译佛经的原文，以俗语及西域古代文字为多；而法国学者列维发现，最早的佛经所用的术语，多半不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了西域文字的中介。
　　（14）在一些佛教典籍中（如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理惑论》），有关于汉明帝梦见西方佛祖后，遣使者通西域，从大月氏国抄回《四十二章经》，藏在国家档案馆中，并在洛阳建白马寺的记录，但均不可信。即使前引范晔《后汉书》里关于明帝的“遣使天竺”，前面也有“世传”二字，不可深究。大规模的由官方组织的去西方取经，较早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时，曾一次派遣157人去印度取经。参见《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第二章第一节“佛经翻译”。
　　（15）[荷] 许里安 《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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