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西游记》研究开始于1915年（乙卯）。这一年，学人罗振玉借回了发现于日本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准备影印，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王国维则以影印本跋文的形式发布了他的最初意见。跋文虽然不长，且结论也非常值得商榷，但毕竟是第一项关于《西游记》的现代研究成果。（2）由此开始，鲁迅、胡适、郑振铎、赵景深等一批前辈学者先后介入，《西游记》研究遂蔚为大观。建国以后尤其是八十年代，我们更是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学术浪潮。
　　毫无疑问，今天的研究借助了前人的努力，从远处迤逦而来的脚印让我们得以站在学术的前沿，总是可以看得更多更远；而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当然也有责任弥补前人的不足，在前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跨出自己的一步。
　　前人的不足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之前《西游记》研究最重要的主观不足，在于太过拘束于《西游记》本身而忽视了取经故事漫长的演变过程，忽视了这个过程的历史背景、地域背景、宗教背景，当然也就无法真正理清绞缠在《西游记》之中的文化纠葛，无法理解它实际存在的深刻内蕴。
　　因此，在我们探讨《西游记》诞生的过程时，首先需要以“绪论”的形式交待我们所借助和依托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

一、取经故事依托的历史原型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有“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应当包含《西游记》里唐僧的历史原型——唐代远赴印度取经求学的高僧玄奘。
　　玄奘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镇（今河南偃师）人，生于公元602年。陈袆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陈惠精通儒术，先入仕途，后又辞官务农，耕读之余精研佛学，少年陈袆受其影响很大。耳濡目染之下，陈袆很小便产生了出家做和尚的念头，公元608年，7岁的陈袆在洛阳接受了朝廷的剃度，取法名玄奘，正式成为一名披袈裟的小小出家人。21岁时，玄奘受了“具足戒”，“具足戒”又称为“大戒”，是佛教僧尼的最高戒律，佛教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僧侣，必须经过长期的修行，而一旦被授于“具足戒”，就说明这个人在佛学上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精湛的造诣。
　　在读完了多部佛教经典以后，玄奘发现佛教的宗派很多，教义各不相同，研究越深，疑问越多。虽然他跟随国内不少佛学权威学习过，又几乎访遍了著名学者，但仍然觉得不能解开心中的疑团，便想学习前贤法显和尚，往印度求取真经。说来也巧，这时印度和尚波颇法师带着梵文佛经多部，从海道辗转来到长安，住在长安兴善寺。波颇法师是印度佛教的权威学者——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学生，戒贤法师深通佛教各派学说，对大乘佛教的“瑜伽宗”学说很有研究。玄奘从波颇法师嘴里得知戒贤法师还在那烂陀寺讲学，于是就有了到那烂陀寺拜戒贤法师为师的念头。玄奘邀请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上表给朝廷，申请出国到印度去留学取经。但是，由于唐王朝建立还没有几年，全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加上突厥不时入侵河西走廊一带，所以朝廷对出国西行控制得相当严格，绝不允许随意进出，因此玄奘他们的出国申请没有得到批准。
　　其他的人都心灰意懒，唯独玄奘于贞观三年，趁长安一带饥民外逃的机会，混在逃荒的人群中，离开长安西行。在长安（今西安）至瓜州（今安西）一线，玄奘躲过了朝廷的追捕；出瓜州，玄奘经历九死一生，穿越了号称八百里绝无人烟的莫贺延碛戈壁；在高昌古国（今吐鲁番），玄奘以绝食为手段，生死相博，谢绝了高昌国王的盛情挽留；然后经过龟兹（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拜城、阿克苏一带）、凌山（今新疆乌什别迭里山口）、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叶城（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取道迦毕试城（今阿富汗喀布尔），翻越克什米尔大雪山，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进入了北印度。
　　在印度，玄奘首先来到群山围绕的迦湿弥罗国（在今克什米尔境内）。迦湿弥罗国地处喜马拉雅山西麓，是小乘佛教的发源地之一，佛教在这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玄奘在这里用两年的时间学习了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和“声明学”（语言文字学）、“因明学”（逻辑学）。在当时佛教的中心中印度，玄奘参观了为纪念释迦牟尼说法而建立的一座二百多尺高的佛塔、为纪念大乘佛教瑜伽宗学说的创建者无著而建立的一座佛寺、为纪念印度古代佛教哲学家世亲而在建立的寺院等等；然后玄奘继续东行，参观了舍卫国佛教圣迹的祗园、净饭王（释迦牟尼的父亲）的正殿以及释迦牟尼诞生处、释迦牟尼苦悟六年得道的菩提树、得道后首先说法的鹿野寺等古迹，最后到达了玄奘在国内时就十分仰慕的那烂陀寺——相当于《西游记》中的西天雷音寺。
　　那烂陀寺在今天印度的巴腊贡地方，是当时印度的文化中心，佛教的最高学府。当时的那烂陀寺有八个大院，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高高矗立，与周围的五十多所佛寺交相辉映。寺内僧人主要研究大乘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是以戒贤法师为代表的瑜伽宗。主持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了，被尊称为“正法藏”（指通晓了佛教全部经、律、论的人），是印度公认的佛学权威。因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戒贤法师已经多年都不说法讲经了，但他破例为玄奘开讲了大乘佛教瑜伽宗的主要经典——瑜伽师地论，并且一连讲了十五个月。玄奘在那烂陀寺潜心研习数年，读尽寺内珍藏的佛教经典；还诵读了婆罗门教的经典，研究了印度佛教各家各派的学说，学习了五印度各国的语言，终于取得了“三藏法师”的称号——这个称号并非像《西游记》里所说是李世民随意所赐，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至高荣誉。按照印度佛教的规则，精通五十部经、律、论的僧人才可以称为三藏。如何理解精通五十部经、律、论这个概念？还以那烂陀寺为例，那烂陀寺常驻僧人过万，精通二十部经、律、论的有一千多人，精通三十部经、律、论的有五百多人，而精通五十部的三藏法师多年来只有九人。
　　十多年后，玄奘已经学有所成，于是决定返回祖国。他拒绝了印度各国国王的挽留与赠送的其他物品，只要了一些随行人员和一头驼经的大象，然后与一些流落在印度的北方僧人（即中亚与我国新疆一带）一起结伴踏上返程。归国的途程，同样充满困难与艰险，在翻越大雪山之后，原有一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七位僧人和二十多个脚夫，其余的都在漫天冰雪中消失了；在今塔什库尔干一带，他们又遇到了强盗，连驼经的大象都因受惊吓跌入山谷而溺水死亡。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正月，玄奘经过历时十七年，往返五万里的旅程后，平安地回到了唐朝的首都长安。玄奘法师将要回来的消息早已传开，官民人等当时并不太清楚这位玄奘法师的过去经历，但大家都知道他西游印度十七年取经回来了——这已足够了。玄奘进城那天，留守长安的唐朝宰相房玄龄命令重要官员都到城门外迎接；长安城里的百姓也倾城而出，排成数十里的长队，欢迎这位从西天取经归来的大法师。  
　　太宗李世民当时正在洛阳准备征伐辽东，当他得知玄奘回国的消息后，不仅要求西域古道沿线的官员细心迎送，而且自己也很快召见了玄奘。在以后的二十年，李世民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为玄奘的译经提供了一切需要的条件。到逝世为止，玄奘译出了他从印度带回的六百多部梵文佛经中的七十三部一千多卷，创建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法相宗），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人难以企及的一座高峰。（3）
　　
　　玄奘的西行求法，催生了我们必须介绍的两本书：《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
　　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与玄奘见面时，对玄奘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是希望他还俗做官；第二是希望他能将西行经历写出来。对第一条，玄奘拒绝了；对第二条，他接受了。玄奘毕竟是从西域过来的人，他对西域各国的政治、民族关系有着深刻的了解，对李世民在西域扩疆建功的意图也了然在胸，因此他心领神会地答应李世民，他将把西行的各种经历见闻记录下来，呈送御览。这部书，就是玄奘口授，其弟子辨机笔录，至今仍在中西交通史及南亚中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唐西域记》。玄奘在末卷赞颂了唐王朝的统一事业，并希望这部《西域记》能从中发挥作用；他说自己仰慕张骞、班超为统一西域立下的历史功绩，又为自己的见闻能够超越前人而感到高兴。这应当认为是玄奘撰写《西游记》时的真实心态，正因为这样，玄奘以佛教徒的身份所修撰的《西域记》中，着重叙述的却是国俗民情和政治地理现状。
　　玄奘在这部书中追述了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十分丰富。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等，文笔朴质严谨，绚烂雅致，简扼流畅而无不历历在目；涉及的地区又异常广阔，从我国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由于这部书的记载，中世纪中亚、南亚等国的概况跃然纸上，而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和地理的文字资料留传下来的很少，《西域记》因此显得格外可贵，近代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无不把《西域记》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资料。
　　由于《西域记》包含有特定的目的，因而偏重于记录西域各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状况，对于崇拜玄奘的普通百姓和他的弟子们而言，未免过于严肃。所以在玄奘逝世后，他的两位弟子慧立、彦悰将他的生平及西行细节编纂成一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行世。
　　《慈恩传》的前五卷为慧立所撰。慧立原为幽州照仁寺住持，后被召集到京城参加玄奘主持的译经工作，以弟子身份与玄奘朝夕相处达二十年之久。他将日常听取而未见于《西域记》的玄奘取经事迹，汇集成书，从玄奘的家世写起至玄奘回国为止，共五卷。初稿完成后，慧立怕有缺失遗漏，影响玄奘声誉，将书藏在地窖里密不示人，直到自己生命垂危时，才叫门徒取出公布。其后玄奘的另一位弟子彦悰受众僧之托，对这五卷传记重新作了整理，又将玄奘回国后译经的过程及逝世后的情形又写成后五卷，两者合一形成了完整的玄奘传记。
　　《慈恩传》与《西域记》有明显的分工不同。相对于《西域记》的以风俗、民情、地理、宗教为主，《法师传》则以人、以生平事迹、游学经历为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堪称双壁，都是相关领域的珍贵资料，也都是我国古籍中传记文学和游记文学的名著。但作为传记，《慈恩传》的特点更明显些，这部八万余字的传记叙事层次分明，行文典雅，文字措辞都很有特色，较之《西域记》要生动得多。梁启超曾在《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一文中赞誉其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
　　我们今天对玄奘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上述两本书。但是，这两本书的重要性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把话题延伸到《西域记》和《慈恩传》，而实际上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正是《西域记》和《慈恩传》为后来各种各样的玄奘神话故事提供了故事素材和文学精神，追根溯源，它们应当是《西游记》所有话题的开始。（4）

二、取经故事形成的文化精神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5）

　　在开列出研究《西游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前，我们似乎应该考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玄奘的取经为什么会变为故事？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异常复杂的问题，本书有相当的篇幅是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于在以下的论述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被许多技术性的探讨所淹没，所以我们在这里先作提要。
　　
　　题记引用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一段话。这是关于“文化”的一段哲学化的归纳，如果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说“文化”（包括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的核心，乃是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人类“发现”和“证实”理想的过程，就是文化的形成过程。
借助于这段表述，我们可以归纳出上述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在哲学意义上，玄奘证实了任何理想都是可以实现的。
　　《慈恩传》告诉我们，当年玄奘归国到达于阗时（今新疆和田），曾忐忑不安的上表给朝廷，表示了对多年前私自出关的歉意，希望得到谅解。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世民不仅亲自给他回了信，而且安排于阗至长安一路的官员沿途接送。玄奘进城那天，除了官员在城门外迎接，长安城里的百姓也倾城而出，欢迎这位从西天取经归来的大法师，按照《法师传》的说法，“其从如云”；数日后观看法物展示的官吏、僧侣和百姓，排成数十里的长队，以致有关部门为防止发生踩踏事故严令观看的人不得移动。百姓们并不了解这位玄奘法师的过去经历也并不全都信佛，为何迸发出如此热情？
　　二十年后玄奘逝世，安葬在长安城东的白鹿原。这一天，方圆五百里内有一百多万人赶来；入夜后，有三万多人露宿在他的墓旁。再五年后，玄奘迁葬到樊州（今陕西西安南），迁葬那天，许多人又来送葬，情景不下于五年前初葬时。这是相当令人不解的，虽然他翻译出卷帙繁浩的佛经数十部，也基本奠定了唯实宗的基础，但这与普通百姓的关系毕竟有限，为何竟有百万之众为他送葬？
　　即以李世民而论，他对玄奘的兴趣与关心似乎也与佛学无关，因为他自己本人就不是一个佛教徒，在政治上他也号称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玄奘归国的第二年，当玄奘按照要求完成《大唐西域记》并与新近译出的佛经一起呈上时，他说了一段大实话：
　　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又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这段话出自《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记录在《慈恩传》里（6），表现了李世民对佛经与对《西域记》完全不同的态度：佛教太高深，为佛经题名的事请免吧；但《西域记》一定是要看的。那么，又是什么使得他与儿子高宗能二十年如一日为玄奘提供了所需的一切？
　　应该说，当时的人们——包括李世民父子——对玄奘的热情乃是基于以上题记里说到的“发现”和“证实”。玄奘的西行，最本质的内容就是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追求所必须的信念和征服各种阻碍的毅力。玄奘的理想并非高不可攀，但他的信念、毅力却是常人所不具备的，难怪李世民在《大唐三藏圣教序》用一句“诚重劳轻”评价玄奘，把玄奘百折不回的诚意看得最为重要。对于所有的人，理想都是永恒的存在，白日尚可做梦，何况入寝之后，套用时下的流行语，“一个不小心”，就有了数不清的美梦。但大家也都知道，美梦成真的前提是很苛刻的，常人并不具备那种信念和毅力，因而在和自己的对比中，每个人都会由衷的、特别的感受到玄奘的可敬可佩。这是玄奘的取经为何会变为永久故事的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是，在现实意义上，玄奘证明了任何理想都是可能的。这是唐初特有的社会背景赋予玄奘西行的意义。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慨叹唐朝人气势的恢宏与自信，想一想贞观初年玄奘出走时，正逢朝廷为防突厥骚扰而封闭玉门关，玄奘历尽千辛万苦；而他回程归国时，大唐的势力已经到了数千里之外的于阗，李世民在答玄奘的信中已经可以很轻松的说：沿途我已经安排了官员接送，他们不会让你再遇到困难。这仅仅是才过了十多年。李世民接见玄奘的时候，正在洛阳组织兵马征讨辽东，而他心里想的却已经是如何解决又在极西的西突厥，这种雄才，怎能不影响社会的时尚？通过玄奘的成功，刚刚完成统一壮举跨入盛世的人们再一次证实了追求理想的可能和发现了达到目的的力量，于是就由好奇而至由衷地钦服并直接表现为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迸发，与我们今天对体育，探险，发明等超人行为的兴趣和崇拜是完全一致的，其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玄奘取经的具体目的。而正是这种超越了具体目的的意义，使玄奘的取经具备了成为文学表现对象的价值。
　　第三个答案在文学本身。在文学的意义上，玄奘的西行，提供了文学必须的自由创作空间。文学的形成，除了核心的哲学支柱与合适的社会背景之外，还需要事件本身具有必须的自由创作空间——历史上许多惊世骇俗的壮举，之所以没有被文学吸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这种空间。玄奘取经事件的宗教色彩和西域的传奇色彩恰恰为文学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空间——宗教是神秘的，异域是新奇的，神秘和新奇都是酝酿文学的土壤。尽管玄奘并没有刻意渲染，但他的《大唐西域记》“采其山川谣俗”却不可避免地承袭了印度的许多宗教传说，这些传说，都被后人视为极好的创作素材，也成了玄奘本事切入文学的重要楔机。
　　玄奘取经所激发出来的热情，对于文学来说，是极有活力，极有意义的社会因素，也是制约因素、规定因素，不管取经故事如何变化发展，它不能离开玄奘，也不能离开玄奘的精神。看看最后定稿的《西游记》吧，那里故事的实际主角已经演变为孙悟空，然而因为孙悟空而产生的情节不管多么眼花缭乱，唐僧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仍然是不朽的灵魂。

三、取经故事题材的宗教背景

　　
　　印度理应得到比他通常享有的更高的声誉，因为仅据最低的估计，印度就曾深深地影响过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宗教生活，为东南亚整个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部分，并直接或间接的将它的文化影响扩展到世界各地。
　　                                            ——A·L·巴沙姆《印度文化史》（7） 

　　由于题材的关系，印度和佛教都是首先要涉及的话题。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摇篮，文化的种子就从这些地区传播到全球各地。按照文化传统的延续的时间长短而言，印度与中国都应该排在四大文明的前列——古埃及的文明史虽然更长，但它中断了，古希腊也一样；中国的“五千年文明”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就而得到肯定，而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四千多年前就已经繁盛起来，且延续得非常稳定，以致今天的印度人还能毫不费力的吟诵三千多年前的史诗颂歌。
　　大约三千多年前，原来在欧亚大陆草原上游荡的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以自己的吠陀文化为主体，加上一些原住民的原始宗教，创造了印度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叫印度教，是印度的国教。
　　大约二千五百年前，在相当于我国春秋的时候，释迦牟尼创造了佛教。释迦牟尼俗姓乔答摩，名悉达多，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他原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 （在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释迦牟尼是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王子”，释迦，族名；牟尼，有王子、圣人的意思。在成佛之后，他被尊称为如来即佛陀，意为“觉悟者”。
    佛教的教理教义非常繁富，而且极具思辨辩的特色，绝非轻易可以省得，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与佛教争斗了一千多年，可以说吃够了佛教教理思辩的苦头，最后，还是从佛教那儿——说偷来也行，说学来也可以——弄了点东西糅进道教的教理教义中，才勉强形成了可以与佛教抗衡的体系。我们这里不讨论佛教的教义，只是交待一些与阅读、研究《西游记》有关的内容：
     佛教有大、小乘之分。佛教创立的时候本无所谓的大乘、小乘，那时可以称为“原始佛教”；后来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出现了一些大众化的教派，自称大乘佛教而将以前的都称为小乘佛教。乘，意思是道路、运载，所谓的“大乘佛教”往往都是自称，说自己的修行就像大船大道一样，能够把更多的人运载到永生的极乐世界去，在中国就叫做“普度众生”；而所谓的“小乘佛教”，往往是他称，指那些比较原始的、只会自修自救的教派，套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就是属于“自扫门前雪”的那种。中国的佛教早期传入的是小乘教，但不久便普遍流行大乘佛教。玄奘本人所修行的主要也是大乘教，并不像《西游记》里所说只懂小乘而对大乘一无所知。
　　大乘佛教还有显、密之分。在经过一段黄金发展之后，佛教中有些教派求变，与印度教及原始宗教结合，形成密宗；所谓“密宗”（也叫作密教），是说自己得自于佛的秘密传授，即“秘密佛教”之意。而相对的其他教派，得自于佛的公开传授，就叫“显宗”了。密宗有明显的特点，一是有强烈的神秘色彩，二是有系统的咒术仪轨。传入中国的佛教，大多是显宗，但在特定时期比如中唐以后，有大量的密宗传入。经过西域各国及西藏本土化的佛教，则有浓厚的密宗特点。这对于我们探讨《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密宗中仍有杂密、纯密之分。密宗的出现很早，印度的婆罗门教一直就有使用咒术密法的传统，因而佛教从出现的时候起就受到了咒术密法的诱惑；释迦牟尼是明确反对使用咒术密法的，但使用咒术的一派在佛教里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这一派不自觉地使用了咒术密法的，在中国被称为杂密，以与后来在中唐时期进入中国的更为系统化的纯密相区别。由于使用咒术密法制造神秘气氛是所有原始宗教共同的特点，所以印度佛教向外扩张传播时更容易被输出，也更先被他人接受的往往是密教，因此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密宗事实上担任了先锋的角色。
　　大约在公元八、九世纪前后，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中晚唐时期，原本不自觉的杂密形成了系统化的纯密。我们知道，早期的佛教有反婆罗门教的传统，对于婆罗门教的多神崇拜、吠陀思想中的真言、密语乃至宗教仪轨，一概都是排斥、批判和反对的。可是到了大乘佛教兴盛乃至走向衰微之后，这一严格的反对立场渐渐动摇，转而开始引进世俗的咒法观念，逐渐将真言、密咒佛教化，亦即把印度传统婆罗门教的属于穰灾、祈福和多神信仰的比较原始的宗教观念全部吸收到佛教中来，而成为正式的有特殊地位的一宗一一密宗（纯密）。这对于印度的佛教而言，可以说是致命伤，它失去了本来面目，自然也就失去其独特立场，直至逐渐失去存在于印度的必要性，最终让佛教退出了印度的舞台。
　　但密宗虽在印度消失，却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在中国内地一度强盛发展（中晚唐时期）；而以中国的内地为平台，密宗又传入日本、朝鲜。尤其是在西藏，由于密宗充分显示了自己对付本教的拿手好戏，因此格外旺盛而形成独树一帜的藏传佛教（藏密），建立政教合一的一统天下直至今天。 
　　藏传佛教是与《西游记》取经故事有关，值得一提的另一支重要异质文化。在《西游记》研究中，虽然有时我们眼睛的余光扫到藏传佛教，但正视藏传佛教影响的时候却不多。其实，取经故事成长的过程中，若即若离、时隐时现总有一些藏传佛教的气味。
　　西藏之接受佛教，大约在唐朝初期，也就是在玄奘赴印度取经的同时，就时间上说较内地接受佛教要晚的多。西藏最早的佛教可能来自印度，因为西藏传说很早的时候，天上掉下一个宝箧，内有金塔、经书、咒语，从此西藏有了佛教，考虑到当时西藏与内地几乎没有交通和交流，因此一般认为这些早期的零星佛教来自印度。松赞干布时期，西藏建立了最早的强力政权，制定了藏文与官制，在文化上也开始了对周边先进文化形态包括对佛教的吸纳。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位松赞干布，主动向大唐求婚，文成公主就此嫁到了西藏；而在文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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