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认为，自《儒林外史》出，秉“公心讽世”之旨，“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而“‘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其具体表现即在于所描摹的人物和环绕他们的环境世态之真实可信，全无“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1]之弊。吴敬梓认同美刺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不仅将其作为方法运用于研究《诗经》，而且还作为一个创作原则运用于《儒林外史》的构思和写作。《儒林外史》所塑造的士人都是有血有肉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物，不仅当时“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其实今天也还是，所以很难以正面反面来截然区分其中人物。在我国小说史上，《儒林外史》就是这样一部完全摆脱了传奇性质、表现平常生活的小说，是一部展示中国18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及深层士文化的小说。吴敬梓对他那个时代士绅阶层的生活状况及相应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极为熟悉，并了然于心，仅文化娱乐这一方面，就涉及到了文会诗社、戏曲观赏、出游寄寓、宴集茶会、收藏鉴赏诸项，交游通好的对象也是上至京中大老、官吏豪强，下至释道商贾、倡优隶卒，无不写得细致生动，纷杂好看。本文拟从《儒林外史》中的狎游风习这一侧面对江南士绅的生活作一探讨。

一

    据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金和《跋》称，关于本书，吴敬梓“自言：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二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全书确实如此。但我们也注意到，吴敬梓对江南士绅的风流生活，即狎妓及与青楼女子交往的生活还是非常熟悉的，书中涉及到的有关情节有：第四十一回“沈琼枝利涉桥卖文”、第四十二回“公子妓院说科场”、第五十一回“少妇骗人折风月”、第五十三回“来宾楼灯花惊梦”、第五十四回“病佳人青楼算命，呆名士妓馆献诗”等，再加上第三十回、四十二回、四十七回写到的狎玩优伶，篇幅虽不大，但几乎囊括了《儒林外史》时代江南士绅风流生活的全部。吴敬梓对这种生活的熟稔描写，是有他本人的经历作为依托的。吴敬梓在三十四岁移家南京前，曾有过一段放浪不羁的生涯，这约略体现在他三十岁那年除夕，在南京客居所写下的《减字木兰花》词八首的两首词中。其第二首云：
    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
    第三首云：
    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买山而隐，魂梦不随溪谷稳。又到江南，客况穷愁两不堪。[3]
    现今留存的资料中，有三首寿吴敬梓三十初度的三十二韵长诗，一首是敬梓从堂兄吴檠所作的《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另两首分别是敬梓的两个堂表兄金榘、金两铭的和作，这三首诗是了解吴敬梓思想性格和家世生平的重要资料。吴檠诗写道：“外患既平家日削，豪奴狎客相钩探。弟也跳荡纨袴习，权衡什一百不谙。一朝愤激谋作达，左（左马右真）史妠态荒耽。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秃衿醉拥妖童卧，泥沙一掷一千担。老子于此兴不浅，往往缠头脱两骖。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嚄唶长醺酣。国乐争歌康老子，经过北里嘲颠憨。”金两铭的《和作》亦云：“生小心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旗亭胜事可再见，新诗出口鸡舌含。三河少年真皎皎，‘风流’两字酷嗜贪。……迩来愤激态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4]以上所引可见吴敬梓曾一度沉湎于声色，乐而忘返，金钱就如泥沙一般，不断地从他手中流向优伶和女伎，胡适在《吴敬梓年谱》[5]“雍正八”条中写道：
    依(《减字木兰花》词八首中的)这二首看来，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似乎还少写了这一方面。但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说他：“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这就是“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一句的说明了！
    “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说法未免过甚其词。吴敬梓家产卖尽的主要原因当是“素不习治生，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倾酒歌呼穷日夜”[6]的缘故。但要说这是胡适对吴敬梓的厚诬(有论者这样认为)也未见得。胡适的《吴敬梓传》开首第一句即是“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7]，可见对吴敬梓是非常推崇的，他没有必要“厚诬”。

二

    吴敬梓既然对秦淮河两岸生活非常熟悉，江南士绅的狎游风习在《儒林外史》中也就有了真切而细致的反映。
    先以南京为例。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四，在今南京市白鹭洲公园(明清叫东花园)的南面，明初设有留守后仓。为便利物资运输，开挖了一条小运河，从仓前逶迤而北、而西，汇合左近诸水，经麦子桥，沿五块砖而入长塘。尔后，为便利行人，在塘边搭板成桥，即长板桥。著名的南京旧院、十六楼，就座落在长板桥西，大致从东花园之西侧，一直延伸到武定桥边。旧院、十六楼都是朱元璋繁荣京师的重要设施，由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及与贡院隔河相望的位置，而日趋繁华。到明末，更是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繁荣。此后，由于明清之交的历史巨变和战乱，秦淮河两岸曾经萧条，顺治十八年(1661)，年青的王士祯客居金陵秦淮丁家，面对业已消歇的旧日舞榭歌台，曾感叹道：“旧院风流数顿杨，梨园往事泪沾裳。樽前白发谈天宝，零落人间脱十娘。”[8]到康熙后期，秦淮风月开始复苏，至雍、乾年间，也即《儒林外史》时代，秦淮河又见繁荣景象，虽然明末清初那众多有识见、有才学同时又侠肝义胆的名妓已不可复见，但秦淮河的繁荣却延续了下来，一直到太平天国，才完全衰败。写于晚清的《水窗春呓》“秦淮粉黛”条云：
    秦淮河面不宽，南北皆有水榭，寇乱前，珠廉画舫，比户皆青楼中人。红板桥低，紫金山远，时时见双桨掠波而来，必有名姝绝艳徙倚其右。端节竞渡时，游人尤甚。贡院即在其地，乡试各官，皆赁居焉。而楼以上，固皆衣香鬓影也，虽道府大员，亦藉以流连忘返者，殆近于销金窝矣。曲中酬酢，风味与苏杭绝不同，落落有大方家数，鲜脂粉俗态。[9]
    明末到清代中期的秦淮风物在《板桥杂记》和《续板桥杂记》中有着最细致的反映。
    《板桥杂记》，余怀(1616—1696)写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记述了明末清初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的各种见闻，其“雅游”写道：
    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签牌之类，有冠有带，但见客则不敢拱揖耳。妓家分别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
    ……
    秦淮灯船之圣，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幕须臾，灯船毕集。火龙婉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10]
    《续板桥杂记》是与吴敬梓同时代而稍晚的“珠泉居士”所写的一本杂记，他在卷上“雅游”中写道“秦淮，古佳丽地，……洎乎前明，轻烟澹粉，灯火楼台，号称极盛，迢申酉之交，一片欢场，化为瓦砾”，但是“承平既久，风月撩人，十数年来，裙屐笙歌，依然繁艳，讵江左流风，于今未艾，抑山温水软，良由地气使然欤？”接着，他描述道：
    前明河房，为文人宴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自利涉桥以东，为钓鱼巷，迤俪至水关，临河一带，亦丽者所居，地稍僻静。……由文德桥而西，为武定桥，迤至新桥，亦有河楼。
    卷下“轶事”云：
    自(乾隆)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丙申丁酉(按：乾隆丙申丁酉，为1776年、1777年)，夏间尤甚。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亭上下，照耀如昼。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丙夜，座客长满，樽酒不空。大约一日之间，千金糜费，真风流之薮泽，烟月之作坊也。……好事者则于河流施放水灯，随波荧荧，颇堪寓目。[11]
    余怀同珠泉居士的秦淮散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但吴敬梓的白描笔法似乎更胜一筹，《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
    话说南京这十二楼，前门在武定桥，后门在东花园，钞库街的南首就是长板桥。……每到春三二月天气，那些姊妹们都匀脂抹粉，站在前门花柳之下，彼此邀伴顽耍。
    第二十四回：
    那秦淮到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官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祖祖袨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第四十一回：
    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明角灯，一来一往，映著河里，上下明亮。自文德桥至利涉桥、东水关，夜夜笙歌不绝。又有那些游人买了水老鼠花在河内放，那水花直站在河里，放出来就和一树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时才歇。
    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士绅或沉溺于声色难以自拔，或偶尔流连，留下几桩风流韵事。一些官员兼学者的所谓名士，更视此为豪放风流之举，著名者如朱彝尊(浙江秀水人，举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入值南书房)、汤右曾(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袁枚(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进士，曾任江宁等县知县)等等，都有这样的记录。袁枚风流倜傥，居官时也曾狎妓访艳，甚至还有断袖之癖，为此曾受到上司责问。袁枚却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说是听到上司的指责，乃“始而惊，继而喜”，“喜者，喜枚于《国风》好色之外，余罪无他”，还说：“盖以为靖节《闲情》，何暇白璧；东山女妓，即是苍生，连犿无伤，小德出人可耳。”[12]对自己的行为颇感得意。乾嘉时人钱泳对当时士绅狎游之风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评说：
    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犹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萧鼓，殆无虚日……流连竞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著、然而以此丧身破家者有之，以此败名误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诸饮酒，常在醉乡，是诚何心哉！[13]
    自顺治、康熙朝起，清廷就次第下令废除官妓制，因《儒林外史》假托事在明朝、所以才提到十六楼“有一个教坊司管着他们。也有衙役执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其实清初以后，就不实行这样的制度了。秦淮河歌儿舞女聚集之所在与贡院、学宫毗邻，每逢乡试年：：士子们都赁河房住，《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就提到，因“是乡试年，河房最贵”，第四十二回又写道：“看见河对面一带河房，也有朱红的栏杆，也有绿油的窗栏，也有斑竹的帘子，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许多秀才平常只住在县城或乡下，加上家里管得严，不易出门，便乘着每届乡试的机会，到外而开眼界、享艳福。京师、各省城以及沿路码头的酒楼、饭店和妓院，便随机而动，想方设法把他们带来的钱榨干。特别是南京秦淮河一带，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赀择丽姝，暂筑安乐窝。即使是带钱不多的穷秀才也不免要寻花觅柳，作出些风流事来。《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纨绔子弟汤由、汤实乡试已毕，累倒了，除了“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外，汤大爷去会名伶葛来官，汤二爷就“同那个姓鲍的，走到东花园鹫峰寺旁边一个人家吃茶，被几个喇子囮着，把衣服都剥掉了”，显然做的是不合规矩的寻花问柳之事。
    有一些士绅迷恋倡馆是既为色，又不全为色，所以除了要求陪侍的女子姣好艳丽之外，亦需她们体贴温柔，善解人意，此外还要有技艺才能，如说唱弹拉，乃至和诗作画。上引钱泳《履园丛话》“醉乡”条就说道：“妓之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间或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五十四回以较多笔墨写的聘娘，就由南京国手邹泰来教她围棋，金修义教她弹琴。士绅们是为寻欢作乐，也为了能清闲消遣，所以在吃好、住好之外，常常要求有好的环境和气氛。于是凡高档倡楼必建精舍楼阁，室内陈设也力求精洁雅致，以符合士绅们的品味。吴敬梓笔下，陈春眼中的聘娘妆楼是这样的：
    进了房里，闻见喷鼻香。窗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镜台，墙上悬着一幅陈眉公的画，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观音，两边放着八张水磨楠木椅子，中间一张罗甸床，挂着大红绸帐子，床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枕头边放着熏笼，床面前一架几十个香橼，结成一个流苏。房中间放着一个大铜火盆，烧着通红的炭，顿着铜铫，煨着雨水。
    既是如此，来客的花费也是惊人的，往往动辄几十两、上百两乃至千两计。吴敬梓写道，那国公府徐九公子表兄陈春，本无余资，两次借了表弟共四百两银子去来宾楼会聘娘，第三次去，那虔婆已是带搭不理。第五十四回，丁言志带着“几两测字积下的银子”，慕名去来宾楼，要与聘娘“谈谈诗”，进门“箱钱”，即取得会面资格的钱就需三两，见到聘娘，按“本院的规矩，诗句是不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钱来再看”，只剩下二十个铜钱的丁言志被嗤笑了一通，只得落荒而走。来宾楼之类显然不是寻常士子所能领略的，这即前人所谓画舫勾栏，纸醉金迷；温柔乡里，却是销金之窟。吴敬梓在《减字木兰花》词中所写的“昔年游治，淮水钟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确实事出有因。
    在名妓中，颇有一些是色艺双全的名姝佳丽，她们卖色，更主要是卖艺，其中不少是经人从小精心教养，或原系绅宦人家流落而操此业的。如《履园丛话》卷二十三载：“茞香校书者，本旧家子，长洲人，能画工词曲。其父某曾为府司马。父殁后，与母独居，遂落籍。”这些人大抵集中于北京、扬州、南京、苏州等绅商云集、人文萃集的中心城市，接待的都是些绅宦豪商和文人雅士，普通百姓是无缘光顾的。清代的名妓，虽没有像明末陈、顾、李、董、柳、卞那样的享誉海内之辈，但能博得文人们称道的，也还大有人在。这些人，尽管曾红极一时，但细考其落入平康的缘由，差不多都有一笔辛酸史。《儒林外史》中的聘娘从小是个童养媳，“长到十六岁，却出落得十分人才”，开始接客。第四十一回写到的贡生沈大年之女沈琼枝，从盐商宋为富家逃出来后，在南京王府塘挂牌卖艺，这个行为，实际上也是倡家所为。迟衡山就说：“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还那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沈琼枝自己也说：“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倡，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沈琼枝的原型是松江张宛玉，她从淮北大盐商程家出逃来南京，以写扇作诗、代人刺绣，谋取生活。后山阳令行文江宁关提张宛玉，江宁知县袁枚爱惜她的诗才，将她从宽开释。[14]
    不少士绅喜欢狎邪游，那些名妓也愿意与士子交往，就像《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所言：“那些妓女们相与的孤老多了，却也要几个名士来往，觉得破破俗。”《续板桥杂记》卷中“丽品”也有类似记载：“郭三名心儿，丹阳人。父早亡，及笄之岁，母惑媒氏言，误字维扬郭某。成婚未几，竟以诱胁堕入风云。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叶渡。妖冶倾一时。……其所交好，皆达官贵人及文士负盛名者。”而她们最大的企盼，就是嫁与有仕宦前程的年轻士子，或是绅宦。《续板桥杂记》卷下“轶事”载：“长洲詹孝廉湘亭于今春应试白门。昵梁四养女磐儿。……磐故吴人，谋归吴以事詹。志未谐而卒。”[15]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聘娘，做梦也成了“杭州府正堂”的太太。以前有论者认为聘娘想做官太太，是受了科举制度“无穷流毒”的毒害，其实是言甚其词了。且不论明末清初秦淮名妓中有多少人依傍了名士大老而为后人称赏的事实，即使聘娘问的一句“你几时才做官”，也不过表明了她热切想跳出火炕，过体面生活的正当要求。但即使是名妓，又有几个能实现理想呢？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十分低下。那些豪绅富商可以泡在娼馆里里捧妓夸妓，但真的要指望他们作为终身靠山，那就难上加难了，她们受到的往往是欺骗和凌辱。聘娘想做官太太，不就是一场泡影？即使出嫁，最多做个小星，由妓而成妾，这已是她们的最大期盼，即使她们寻到了似乎理想的归宿，结局往往也是悲惨的。名盛如柳如是，最后不也自尽了吗？聘娘是一个性气极高的女子，当虔婆尽说些国公府的娘娘们想来如何如何时，“聘娘瞅他一眼道：‘人生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贵贱！难道做官的、有钱的女人都是好看的？’”因受不了虔婆的凌辱，聘娘终于出家为尼。可以说，吴敬梓在聘娘身上是倾注了同情的，这也是他“如实写来，全无讳饰”笔法的具体体现。
    在妓女群体中，人数最多，也最反映社会面貌的，还是那些处于低层的土娼、游妓。在清代，江南几乎每个大中城市、以及士商往来的交通冲途，都有他们的踪影。如江苏清江浦，在清代是河督衙门的驻所，城池不大，官绅吏役不少，加上漕运船只来往，各色流娼盘桓于此者，竟多达3000人[16]。《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写在水西门开妓院的李老四，因“近来被淮清桥那些开三嘴行的挤坏了”，带着细姑娘、顺姑娘投奔仪征丰家巷王家妓院，就是典型的游妓行为。仪征丰家巷一类的地方，秦淮名妓是瞧不上眼的，第五十四回，当丁言志摸出二十个铜钱放在花梨桌子上，要作为“花钱”请聘娘看诗时，聘娘大笑道：“你这个钱，只好送给仪征丰家巷的捞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买烧饼吃罢！”可就是丰家巷这种地方，也有士绅经常光顾，如行为不堪的汤六老爷即此处常客，汤镇台的两位公子，即六老爷的两个堂弟将赴南京应试，他也要在此设酒饯行，所以后来他与叔父汤镇台相见时，被斥为“匪类”。
    江南水乡，河道纵横，士绅们出行多依靠船只，夜行寂寞，把卷读书之余，往往有挟妓而游的。据戴槃《西浙宦游纪略》记载，活跃于浙江钱塘江的江山船，随船女子号称“严桐妹，’(严州府桐庐一带人)，就是专门以色服侍来往过客的，并由此吸引了很多绅商显宦的光临。据传她们都是九姓渔户的后代，至少从明初起贬入舟居，自小“皆习丝弦大小曲，以侑觞荐寝。名为眷属，实则官妓”。这些人在雍正时，已被政府明令豁除贱籍，同列编氓。但因为她们的生活生存条件并无改变，仍须操旧业、理旧事，据估计，直到道咸年间，还有此类船只千数百艘[17]。《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少妇骗人折风月”，就写了在苏州到杭州的水路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伙同“瘦汉”，借陪寝为名，拐盗年轻丝客人银子的故事。后来，凤鸣岐设计为丝客人讨回了银子，却也没有难为那个船上游妓，显示了一个豪侠的风度。

三

    《儒林外史》中涉及戏曲欣赏及创作的情节有不少，写来游刃有余，同时也涉及到了士绅们与戏子的交往。在《儒林外史》时代，士绅们乐于并经常同戏子们交往。这类交往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将戏子中的德艺双馨者视为知音，长久交往，平等相处，有时还托以重任，就如书中向鼎与鲍文卿互相敬重，至死不变的关系。鲍文卿原是按察司崔大人门下戏子，与安东知县向鼎素不相识，只是因为敬重他是个“大才子，大名士”，才向崔按察司求情免参向鼎，向鼎得悉原委后非常感激，要重重酬谢他，鲍文卿却坚决谢绝了。后来向鼎还委托鲍文卿父子帮忙巡查考场，鲍廷玺捉住一个作弊的考生，要送去发落，被鲍文卿拦住，对这个考生说：“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这种既阻拦了作弊又为人隐恶的做法显示了他的正直与厚道，也说明了他的敬重“斯文”。但他又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安庆府两个书办托他求情于向鼎，答允送他五百两银子，他严词拒绝，断然不受，并表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的肉”。此外，鲍文卿对落魄的穷秀才倪霜峰也非常敬重，并为了解决他的困难而将其子廷玺过继为己子；霜峰去世后，他还叫廷玺“披麻带孝”，自己也“一连哭了儿场”，这种在宗法社会里难得的表现，表明了他是真正将倪霜峰视为朋友的。所以向鼎对他评道：“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比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还要高尚。虽然作者仍具有传统的贵儒生贱戏子的思想，但吴敬梓更向往人格上的平等，“向鼎和鲍文卿之间，完全摈除了尊卑贵贱的世俗界限，这是两个深谙世故的成熟了的人，深知有这样的界限而跨越了它”；“他们两人之间的交谊，是相互尊重对方人格的完全平等的倾心相与”。[18]吴敬梓这样塑造鲍文卿的形象是有其依据的，他从小就喜爱戏剧艺术，金两铭说他“生小性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19]三十岁那年除夕，在他写的《减字木兰花》词中，描写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其中有“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20]之句；在《春兴八首》中，也有对早年“顾曲周公瑾，呼卢刘穆之”[21]这种欢场生活的回忆。他的族兄吴檠也说他：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22]他中年移家南京之后，在以诗文会友的同时，也经常“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23]有了这样实际生活的体验，使得吴敬梓对于出身下层的歌儿舞女、戏子倡优的各种遭遇有所了解，并寄予了同情。如他在《老伶行》[24]一诗中，对一位“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的演员的穷困暮年，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并进行了劝慰。从《移家赋》也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与“青钱学士，白衣尚书”一类的文人相互称道，“私拟七子，相推六儒”；另一方面又与“何戡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这样的演员歌女友好相处，将他们与文人学士相提并举，平等对待，基于实际生活的体验，吴敬梓才会以充满同情和敬重的笔调塑造鲍文卿这样一个形象，并体现在向鼎与鲍文卿这种感人的平等关系上。
    但士绅们对待戏子的态度更多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将他们视之为玩物和调味品，更有甚者，是将他们等同于娈童，视做同性恋的对象。士绅们在酒宴上，往往请戏子做陪，有的是喜欢他们的谈笑风生，如高翰林吃酒就要戏子钱麻子在席，说是“最喜此人谈吐”，鼓楼街薛乡绅请酒，钱麻子因有事未到，高翰林就连呼：“没趣！没趣！今日满座欠雅矣！”(第三十四回)有的公然在酒席上狎玩戏子，第四十七回，就写到五河“县里仁昌典方老六同厉太尊的公子，备了极齐整的席，一个人楼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此举引得唐二棒椎艳羡不已，埋怨虞华轩道：“我前日只该同了方老六来，若同了他来，此时已同公子坐在一处。如今同了你，虽见得太尊一面，到底是个皮里膜外的帐，有甚么意思！”正儒迟衡山看不惯这种风气，道：“老先生同士大夫宴会，那梨园中人也可以许他一席同坐的么？”薛乡绅回答说：“此风也久了。顺康年间的叶梦珠《阅世编》就有类似记载：“若相知雅集，则侑觞之具，一概不用，或挟女妓一、二人，或用狭客一、二人，弹筝度曲，并坐豪饮以尽欢。”[25]再如《儒林外史》第三十回，莫愁湖胜会公布梨园榜后，“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买了酒在洒店里吃酒庆贺的。”梨园榜第二名灵和班小旦葛来官，后来又成了汤大公子狎玩的对象。第四十二回，汤由、汤实乡试已毕，“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演毕，领班子的鲍廷玺问是否需要“拣两个留在这里伺侯”，汤由却道：“他们这样小孩子，晓得伺侯甚么东西！有别的好顽的去处，带我去走走。”鲍廷玺就介绍他去了葛来官家，两人相见甚欢。后来离开南京上船，葛来官来送行，“大爷又悄悄送了他一个荷包，装着四两银子，相别去了”。从《儒林外史》中，我们看到了士绅狎玩戏子的一个侧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着断袖之癖，其内容，一是捧戏子，二是蓄养娈童。杜慎卿“逞风流高会莫愁湖”，评选“色艺双佳”者以定梨园榜，就是典型的捧戏子之举。在清代，除了乡村露台小唱，或往来于乡村码头的“档子”班一类，偶尔有男女混杂的演唱之外，一般操业优伶的都是清一色的男子，他们在台上扮演青衣、花旦，或倜傥小生，婉转清丽的道白唱腔和千姿百态的做功，使台下一些老爷、少爷们如痴如醉，想入非非，于是由听而捧，由捧而狎。对于这些戏子来说，很多是慑于权势，无奈委身者，但也有藉此出名，平步青云的。在清初受到士绅们大捧特捧的优伶中，最出名的当推小旦王稼亦即王紫稼。他的扮相、优美悦耳的唱腔和婆娑舞姿，使当时的士绅们趋之若狂。王紫稼生于江南，成名后长期周旋于上层官绅之间。尤侗就曾说：“余幼时所见王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若狂，年已三十，游于长安，诸贵人尤惑之。”[26]王紫稼南归不久，因与华山三折和尚“宣淫无忌”，于顺治十年(1653)被江南巡抚李森先用杖、枷毙于苏州阊门。[27]但此后士绅们狎优伶的风气，一直相沿不衰。康熙初年，海宁查继佐，“家伶独盛，虽吴下弗逮也。娇童十辈，容并如姝”，其中小生曰“风些”，小旦曰“月些”，“犹蕴妙绝伦”，查继佐不仅“酷怜爱之”，还数度“以花舲载往大江南北诸胜区，与贵达名流，歌宴赋诗以为娱”。[28]
    乾隆初，诗人袁枚与京师伶人许云亭的交往也名传一时。袁向许赠诗：“笙清簧暖小排当，绝代飞琼最擅长；底时一泓秋水剪，曲终人反顾周郎。”[29]曾被人们所争诵。赵翼也记载了乾嘉时士绅的这种风习：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按，庄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状元，毕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余皆识之。[30]
    士绅们狭邪狎伶的情况，还屡见于其他小说笔记之中，《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薛蟠等与戏子柳湘莲的暖昧关系，同《儒林外史》一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过分的捧戏子，在士绅和戏子们的关系中还起了微妙的变化，有些戏子的服饰打扮言谈举止超出了常规，《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鲍文卿就对戏子钱麻子、黄老爹“不安本分”居然穿戴士绅服饰表示不满，进行了讥嘲，钱麻子随即反驳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南京这些乡绅人家寿诞或是喜事，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凭他甚么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忻忻得意的神色跃然纸上。
    如果说狎优伶比较招摇，容易引起人们的物议和官府的注意，那么蓄养小厮、娈童，一般都限于府内，便隐蔽得多了。在府有娈童，出门有俊仆，在清代形成一种潮流。据载，有“江左三凤凰”之称的诗人陈维崧，当其“布衣时，馆于冒氏”。在“康熙初，如皋冒辟疆，家有园亭声伎之胜。歌者杨枝，态极妍媚。名士题赠盈轴，惟陈其年维崧擅场”。据载，陈维崧更“与歌童紫云甚呢，有调寄[贺新郎]《赠云郎合卺》”词，有“又悄把檀郎偷相，但临风私取弓鞋量。送尔去，揭鸳帐”等语，后来，又有句云：“陈子奇才乱典坟，陈子痴情痴若云。世间知己无如我，不遗云郎竟与君。”[31]将陈说成了一个痴情种。又如郑板桥，在《板桥自叙》中公然声称：“余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自认有男色之恋。在《儒林外史》中，杜慎卿追求的也是这样一个“知心情人”，他说：“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你不看别的，只有鄂君绣被的故事。据小弟看来，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便尧舜揖让，也不过如此，可惜无人能解。”当季苇萧道“要这一个，还当梨园中求之”时，杜慎卿便大不以为然，说“要在梨园中求，便是爱女色的要于青楼中求一个情种，岂不大错”？后来，季苇萧看他“着了魔”，便将长着一副“油晃晃黑脸”的道士来霞士作为“飘逸风流”的妙品，介绍与他，开了一个还算“不俗”的玩笑，才了了此“情”。
    乾隆初，诗人袁枚与京师伶人许云亭的交往也名传一时。袁向许赠诗：“笙清簧暖小排当，绝代飞琼最擅长；底时一泓秋水剪，曲终人反顾周郎。”[29]曾被人们所争诵。赵翼也记载了乾嘉时士绅的这种风习：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按，庄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状元，毕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余皆识之。[30]
    士绅们狭邪狎伶的情况，还屡见于其他小说笔记之中，《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薛蟠等与戏子柳湘莲的暖昧关系，同《儒林外史》一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过分的捧戏子，在士绅和戏子们的关系中还起了微妙的变化，有些戏子的服饰打扮言谈举止超出了常规，《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鲍文卿就对戏子钱麻子、黄老爹“不安本分”居然穿戴士绅服饰表示不满，进行了讥嘲，钱麻子随即反驳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南京这些乡绅人家寿诞或是喜事，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凭他甚么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忻忻得意的神色跃然纸上。
    如果说狎优伶比较招摇，容易引起人们的物议和官府的注意，那么蓄养小厮、娈童，一般都限于府内，便隐蔽得多了。在府有娈童，出门有俊仆，在清代形成一种潮流。据载，有“江左三凤凰”之称的诗人陈维崧，当其“布衣时，馆于冒氏”。在“康熙初，如皋冒辟疆，家有园亭声伎之胜。歌者杨枝，态极妍媚。名士题赠盈轴，惟陈其年维崧擅场”。据载，陈维崧更“与歌童紫云甚呢，有调寄[贺新郎]《赠云郎合卺》”词，有“又悄把檀郎偷相，但临风私取弓鞋量。送尔去，揭鸳帐”等语，后来，又有句云：“陈子奇才乱典坟，陈子痴情痴若云。世间知己无如我，不遗云郎竟与君。”[31]将陈说成了一个痴情种。又如郑板桥，在《板桥自叙》中公然声称：“余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自认有男色之恋。在《儒林外史》中，杜慎卿追求的也是这样一个“知心情人”，他说：“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你不看别的，只有鄂君绣被的故事。据小弟看来，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便尧舜揖让，也不过如此，可惜无人能解。”当季苇萧道“要这一个，还当梨园中求之”时，杜慎卿便大不以为然，说“要在梨园中求，便是爱女色的要于青楼中求一个情种，岂不大错”？后来，季苇萧看他“着了魔”，便将长着一副“油晃晃黑脸”的道士来霞士作为“飘逸风流”的妙品，介绍与他，开了一个还算“不俗”的玩笑，才了了此“情”。

注释：
[1]鲁迅认为，讽刺小说应无“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之弊。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普迅全集》第9卷，282页。前两段引语分别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鲁迅全集》第9卷，220页；《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28页。
[2]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本文所引原文及评语均据李汉秋辑校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文木山房集》卷4，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4]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金两铭《和作》二诗，载金榘《泰然斋集》卷二附，清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本。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5]1922年亚东图书馆《儒林外史》第四版卷首，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4。
[6]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11页。
[7]胡适《吴敬梓传》，1920年亚东图书馆《儒林外史》卷首。
[8]王士祯《秦淮杂诗》。
[9]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秦淮粉黛”条，中华书局1984年。
[10]余怀《板桥杂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1][15]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载《香艳丛书》第十八集。
[12]《小仓山房外集》卷四，“上台观察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3]钱泳《履园丛话》第193页，“七·醉乡”条，中华书局1979年。
[14]参见陈美林《吴敬梓评传》第310页一31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6]包世臣《安吴四种》卷1，《中衢一勺》，道光二十四年南京仙游阁刊，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17]参见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第92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郭松义《伦理与生活》第51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18]何满子《古代小说艺术漫话》第7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19]金榘《泰然斋诗集》卷2有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薛谭向秦青学歌事，见《列子·汤问》。
[20][21]《文木山房集》卷4、卷2，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22]金榘《泰然斋诗集》卷2有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其中还说“销魂忽忆少年事，歌呼且拉老何戡”。何戡为有名歌手，见段安节《乐府杂录》；《刘禹锡集》卷25有《与歌者何戡》诗。
[23]《文木山房集》卷l，《移家赋》。
[24]《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25]叶梦珠《阅世编》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6]尤侗《艮斋杂说》，康熙间《西堂全集》。
[27]顾公燮《丹午笔记》第16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28][31]金埴《不下带编》卷4，中华书局1982年。
[29]袁枚《随园诗话》卷4。
[30]赵翼《檐曝杂记》第37页，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