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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及其成因分析
          ★★★
 
《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及其成因分析
革命合法性与合“道”性地位的儒家伦理建构
作者:李建武、… 文章来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9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9-18 11:59:36

      
      革命合法性与合“道”性地位的儒家伦理建构
              ——《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及其成因分析
                
      李建武   李冬山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与史书、《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中的迥然不同,显然这是作者创造性地改写的结果。文王武王恪守君臣纲又跳出君臣纲的束缚与限制,并成为仁义的化身,道德的符号,圣王理想的典范。这种改写实际上就是对革命的合法性与合“道”性地位的儒家伦理建构,宣扬了圣王革命思想。
     关键词: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文王武王;圣王理想;圣王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中的周文王、武王形象都“迂腐”懦弱,不具有斗争性,这与史书记载的和《武王伐纣平话》(以下简称《平话》)、《列国志传》(以下简称《志传》)中的二王迥然有异。据文献记载,周国姬族为翦灭强大对手殷商,惨淡经营了好几代,文王武王继承祖业,先灭诸多小国,后完成翦商大业。如《诗经·鲁颂·閟宫》言,自武王曾祖父古公亶父起,“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史记》中文王兵伐犬戎和密须、败耆国、伐邗国;武王虽以正义之师讨伐纣王,但他较残忍——尽管纣王已自焚而死,但武王还亲自射上三箭,“以轻剑”砍纣王尸体,“以黄钺斩纣头”,悬挂在大白旗上;尽管纣王的两个宠妾已自缢而死,但武王还“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可见文王武王并不仁慈。
  《封神》取材于史书和小说《平话》、《志传》,但《平话》《志传》中的文王武王果断勇敢、率直豪迈,富有英武之气,比较符合历史。而《封神》却把文王武王写成“妇人之仁”,毫无开国雄主的英姿气概,拘泥于君臣纲,自始至终都不敢“发怒”。因此有人觉得文王窝囊,武王颇似阿斗。为何《封神》中的二王形象会与他们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这自然是作者改写的结果。那这种改写有何意义?笔者以为,这蕴含了作者对武王伐纣这一暴力革命事件的重新“编码”,体现了他对“革命”的合法性与合“道”性地位的儒家伦理建构。

  一    恪守君臣纲的二王形象

  武王革命本是被儒家大师孟荀等肯定过的历史事件,然而它又是一种“以下伐上”、“臣弑其君”的行为,是封建时代非常敏感的话题。一方面,《封神》作者站在进步的历史观上,遵循孟荀之见,认可武王革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作者也认识到,革命是不合当时一般政治伦理的“非法”之举;弄不好,就会被斥为“篡逆”、“谋反”。殷破败就曾说文王“擅专征伐”、“违天子之制”,“是为乱臣”;“犯上无君”,是为“逆臣”;“乱臣者,杀无赦”,“逆臣者,则族诛”(第94回)。武王也遵从“切不可以臣伐君”的父训,怕“今日之事,天下后世,以孤为(篡逆——笔者加)口实。”(第67回)摆脱“篡逆”嫌疑,取得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办法之一就是反叛人物必须恪守君臣大伦。
  “君为臣纲”是传统社会礼教、儒家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礼教为东周儒家孔孟诸子所首倡。孔子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倡“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到西汉时董仲舒才系统构建起“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从而“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局格,皆由两汉所奠定。”[1](自序)“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一种大的演变。演变的根源,应当求之于政治、社会。尤以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确立,及平民氏姓的完成,为我国尔后历史演变的重大关键;亦为把握我国两千年历史问题的重大关键。”[2](自序)
  君臣纲作为“三纲”之首,是理解我国两千年专制社会的一把钥匙,[3]是大传统文化(儒家士大夫文化)中理解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身处明朝的《封神》作者,自然要受这种大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然而身处奴隶社会的文王武王则不可能受其影响,因为儒家的“君臣纲”对他们而言,至少是几百年后的事。然而滑稽的是,《封神》中的文王武王却恪守儒家要求的“君臣纲”。文王恪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教条,自己被囚七载,儿子被杀,也不怨君,更不敢像《平话》中那样誓要报仇雪恨。《封神》中姜子牙等部下伐崇侯虎后,文王顾虑“有违天子之制而擅专征伐者,是为乱臣。乱臣者,杀无赦”的律典,在“孤与侯虎一般爵位,自行专擅,大罪也”的恐惧中郁郁而终。殷破败赞扬文王虽“被囚羑里七年……未闻有一怨言及君。至今天下共以大德称之。”(第94回)正好道出了文王恪守君臣纲的面貌。
  《封神》中武王也严遵父训,谨守“君臣纲”之限,不伐朝歌。不仅劝止燃灯道人诛锄殷郊,还阻止姜文焕等共诛纣王;不仅如此,他还对纣王的自焚深表叹惜。可以看出他由史书和《平话》中的主动讨伐纣王变为被动抵抗其征剿。因始终把商纣视为国君,自己只是臣子,所以当纣王自焚时,他不忍目睹,并对子牙等说:“但你我皆为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睹其死,而蒙逼君之罪哉?”(第97回)纣王死后,武王以天子之礼葬之,又对子牙等说:“你我为人臣者,此心何安?”这与后世许多开国皇帝既想夺位又害死旧皇帝大不一样。
  武王时时恪守君主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小臣姬发奉法克守臣节,并不敢欺君枉上。”(第66回)“纵纣王无道,君也,孤若伐之,谓之不忠。孤与相父共守臣节,以俟纣王改过迁善,不亦善乎?”(第67回)所以我们在《封神》中看到的武王不是英雄式的革命者,而是有“妇人之仁”的“软弱”者。

  二   恪守君臣纲是革命合法性与合“道”性地位的儒家伦理建构之一

  传统“君臣纲”是两汉以后统治者有效维护自己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3]“君臣纲”要求臣子恪守“臣节”,不得犯上,更不许“弑君”、取而代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君臣纲”的极端表现,要求臣只能顺从君命,不得反叛。
  从根本上讲,统治者总是不希望自己的政权被他人取代,反对改朝换代和革命。但事实上西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和君臣纲要求的忠君观念并未实现中国任何王朝的“永治”,最长者也不超过300年(而欧洲的东罗马帝国从395年建国,到1453年才灭亡,历经1千余年)。中国朝代更替频繁。据粗略统计,西汉到明代的一千八百年历史里先后有13个较大的朝代,平均每个朝代只合130多年国运。显然朝代更替不可避免是不争的史实,那么统治阶级更需要从大一统和忠君角度要求臣民恪守君臣纲等级制度,以求得自己政权的稳定。
  史书上的文王武王和《平话》、《志传》中差不多,本不是恪守君臣纲的,而《封神》中的却是,其中肯定蕴含了作者的重新编码。文王武王对“君臣纲”的恪守看似是一种迂腐之举,但却是对等级制度的遵循,是自觉回避“以下伐上”的敏感问题的“明智”之举。从创作动机看,文王武王恪守君臣纲是作者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立场上,迎合遵从君臣等级制度、维护国家统治权的需要。
  另一方面,这种改写也是为革命取得合法性地位进行政治伦理上的建构,是维护大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君臣伦理的无意识流露。作者让文王武王恪守君臣纲,这样合乎了儒家政治伦理,增加了他们的“德性”内涵。他俩常以君尊臣卑不可乱为由劝阻部下伐纣,如文王临死前给子牙、武王立了“不伐纣王”的遗训,武王也遵从父训,多次劝告子牙等人不要伐纣。而恪守君臣纲正好增强了二王的“政治”德性。所以才有子牙说:“大王不忍,是大王之仁明忠爱之至意也。”(第97回)文王武王的恪守君臣纲合乎儒家政治伦理,符合传统社会君臣之“道”的道德规范,因而作者实际上为革命建构了合“道”性地位。
  结合作品宣传儒家革命思想的主旨来看,《封神》对二王和历史的重新编码,体现了作者对革命的独到理解与重构,即革命的前提是要恪守君臣纲,只有万不得已——暴君出现时才能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这样塑造文王武王,实是为革命者开脱“篡逆”的嫌疑,同时又为自己擦抹煽动民众暴动的罪名,从而建构革命的合法性地位。

  三   儒家伦理建构之二:跳出君臣纲的束缚

  传统君臣纲要求臣不得弑君,革命必然与之相冲突。武王革命作为我国古代典型的革命形式,更是与君臣纲相抵牾。若完全恪守君臣纲,就必然实现不了革命,所以需要跳出君臣纲的束缚与限制。在《封神》中作者正是这样,既让二王恪守君臣纲,又巧妙地使他们跳出君臣纲的限制,以此来确保革命合法又合“道”。
  而跳出传统君臣纲的办法之一,是采用史书所载“纣王自焚而死”的结局。《封神》中的文王武王并不想伐纣,而只是被纣王军征讨,逼得无奈,消灭纣王军的有生力量。最后武王对纣王还大讲仁慈,并不像《平话》中那样手刃之,而是让纣王自焚,结束自己生命。这说明武王的改朝换代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纣王已自焚而死,须立新主以领国运。按武王当时声望,新主的位置非他莫属。这样周代殷变成了不违背君臣纲的事,也就是说武王虽“革命”了,但并未“以臣弑君”。
  跳出君臣纲办法之二,是借用大儒孟子诛民贼独夫理论。“革命”天生就与君臣纲相冲突。邓九公就说子牙“恃强叛国,大败纲常”(第53回)。伯夷、叔齐也质问武王:“以臣伐君,可谓忠乎?”(第68回)殷破败则说武王“反倡为乱首,率天下诸侯相为叛乱,……欲逃篡弑之名,岂可得乎?”(第94回)怎样让武王摆脱“篡逆”的罪名?除了让他不手刃纣王外,作者“拿来”了孟子的革命思想:“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作品或借诗咏,或藉子牙、苏护、邓九公之口说:“谓诛残贼独夫”(见于第25回、33回、48回、61回、62回、68回、81回、94回、95回)。这样武王革命就跳出了君臣纲的约束,因为这时商纣已不被看作一个国君,而只是民贼独夫。诛民贼独夫,自然不违君臣大礼。
  跳出君臣纲办法之三,是宣扬武王、子牙等人是顺天意。“天”在儒家大师董仲舒那里,是比天子更高一层的精神统帅,“天命”是比君臣纲更高一层的支配理念。所谓“天、地、君、亲、师”,先有天,后有君。恪守君臣纲固然重要,但天命也不能违逆。是天要亡纣,非武王灭纣也。“此天之所以灭商汤也。武王乃当世有道之君,上配尧舜,下合人心,是应运而兴之君”(第80回)。姜子牙也说:“我周应天顺人,克修天道,天下归周。今奉天之罚,以观政于商。尔何得阻逆天吏,自取天亡哉?”“代天行罚”(第75回)正是武王革命超越君臣纲的又一合法理由。商纣当亡,周武当兴,这是任何人,包括君主所不能违逆的“天命”,“顺天者昌”。为顺应这一天命,才有神旨出炉,才有元始天尊派子牙完成助周灭纣和封神的使命。这样朝代更替就成了天意,而非某些人的私心。小说的道释神幻色彩更突出了天命,从虚幻本身讲,也更加不受君臣纲限制。
  跳出君臣纲办法之四,是让子牙肩担革命的重任,而非武王。这样给读者的感受是:不是武王在革命。武王作为君主始终是仁善的,发动暴力和残忍的只是他的部下,从而达到偷换概念(将“武王革命”偷换成“子牙革命”)的效果。严格地说,武王不是革命者,不具备革命者的勇敢气质。如果说他是革命者,那是因为他属于子牙的革命阵营,子牙敢于超越君臣纲的束缚,征伐商纣。然而令武王尴尬的是,他自己必须作为一个革命者站在商纣的对立面。殷破败就说:“周武乃天下叛逆元首。”(第88回)为此,作者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子牙去主持革命事务,而武王只是个不管事的可有可无的“革命者”。

  四   儒家伦理建构之三:圣王理想的重塑 

  《封神》中文王武王最大的“圣德”,乃是怀着民本主义的态度对民生致以极大的体恤和关怀。文王去朝歌前对伯邑考、散宜生、南宫适等人的吩咐,体现出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最迫切关怀:“无妻者给与金钱而娶,贫而愆期未嫁者给与金银而嫁,孤寒无依者当月给口粮,毋使欠缺。”(第10回)修建灵台,怕劳伤百姓,就依自愿原则招募军民,且按每日工钱支付劳务费。灵台下挖池沼,掘出一付人的枯骨,文王于心不忍,命人用匣盛之,埋入高阜之地。第23回武吉过失将门军王相打死,本应治死罪。文王念及其七十岁老母无人奉养,母子思念,暂将武吉释放归家。第24回文王误以为武吉自杀身亡,为此还嗟叹、深表惋惜。第28回子牙欲直攻樊城,文王怕伤及无辜百姓,责令子牙用其它办法取得城池。文王体恤民心、宽仁爱民和通情达理可见一斑。
  作者除了通过举止行为表现文王的仁德爱民外,还往往借旁人言语予以渲染。如作者先并未正面去写文王的仁德礼顺,而是借朝廷一使命官所见所闻烘托而出。使命官看到西岐城内民丰物阜,市井安闲,买卖生意,和容悦色,来往行人,谦让尊礼,于是自然而然感叹道:“闻得姬伯仁德,果然风景雍和,真是尧舜之世。”文王就是在这一片美誉声中脱颖出场,隐喻着西岐乃藏龙卧虎之地,真龙天子伏憩之所。以“尧舜之世”相比况的赞誉实际是作者以“圣王情结” [4]对治世的憧憬。第22回文王被囚羑里,七载已满,归岐路上无资投宿。店小二以为其耍赖,怒斥之时带出西岐国治世盛的情景:“行人让路,道不拾遗,夜无犬吠,万民而受安康,湛湛青天,朗朗舜日。”第22回文王子雷震子慷慨陈词:“吾父王乃仁人君子,贤德丈夫,事君尽忠,事亲尽孝,交友以信,视臣以义,治民以礼,处天下以道,奉公守法而尽臣节。”散宜生也称:“主公德贯天下,仁布四方”,“万民受其安康,百姓无不瞻仰。”文王命将在灵台发掘出的枯骨掩埋,后众人盛赞他:“圣德之君泽及枯骨,何况我等人民,不沾雨露之恩?真是广施人意,道合天心,西岐万民获有父母矣!”(第23回)这些都极丰富地刻画了文王的圣王形象。
  文王的仁德还被作者之笔发挥到极致,如对敌方阵营里的崇侯虎,他也谨怀仁爱之心。崇侯虎父子二人被子牙下令诛杀,文王不忍目睹。不仅如此,他还因此惊魂不定,诚惶诚恐,最后郁郁而终。这种构思《平话》中没有,《志传》中是文王令斩崇侯虎而释其子崇应彪。有的论者以为文王是“妇人之仁”,迂腐到了极点,连杀敌灭仇都不忍顾睹。而恰恰文王的这种无残杀之心与丧失男性刚强的“妇人之仁”,正是作者极力肯定的“德性”。仁德只有达到对敌方施仁泽爱,才是至善至美的,才是圣王之“圣”。《封神》中西岐军民称文王正是“圣德之君”(第22回)。
  武王也是如此,他仁慈善良,有不忍仁之心和恻隐之心。武王的仁慈、博爱也波及到他所及的每一个人或物,包括他的敌人。第88回武王不吃跳上龙舟的鱼,命将还之于河中。第98回攻占摘星楼时,武王将纣王原来的宫人侍宦视为受苦受难的同胞加以保护,并命令掩埋被纣王纵火烧死的无辜宫人的遗骸。第66回殷郊违逆天命,自取其祸,武王却还求情免其一死。最后对于无道暴君纣王及子武庚,他也心慈手软,动了一些恻隐之心,没有杀他们。这些细节很好地说明武王不忍杀生的仁慈博爱之“圣”心,也是一代圣王。
  再加上与暴君纣王的鲜明对照,文王武王的仁君形象就被凸现出来了。可以看出,《封神》作者是将文王武王塑造成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期盼的圣王理想。

   五   余论

  “圣王”本是儒家学者给商汤周武等的高度评价,“武王革命”是得到儒家学者肯定过的事,但“革命”的暴力与杀戮所带来的影响造成统治者和民间某些人对之均心存怯意。代表史官叙事视角的《史记》就记载文王武王虽是受命革命,但充满杀气;代表民间百姓视角的《平话》和《志传》描述的文王武王也杀气太重;代表统治者视角的朱元璋就诋毁包括武王革命在内的“革命”,他说:“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且下令删除《孟子》中的诛“残贼独夫”和“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话;只有到了《封神》,文王武王的杀气才完全被“剔除”,他俩变成了纯粹的仁德之君,成了仁义的化身,甚至可以冠以“仁绝”来形容。 这种“仁绝”的塑造正是(百姓)“圣王情结”的潜意识流露。传统社会里民族的“精英”、“强者”形成了嗜好杀人的劣根。[5]这种劣根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直接造成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时断时续或持续多年的战乱,逐渐形成了民族大众的一种向往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的尧舜治世的社会心理:“圣王情结”。而《封神》中的文王武王正符合这一“圣王情结”所企盼的王者形象,因而注重“王者”的道德建构。
  
  综之,《封神》作者对《平话》、《志传》中的文王武王形象作了大量改写,改写所依据的标尺是道德化。于是文王武王就大大被儒家伦理化,成了传统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所赞扬的“德性”美的人物,并且由于这种“德性” 美被渲染到极点,以致其“革命性”几乎被遮蔽了。文王武王成了仁义的化身、道德的符号。而恰恰是这,为二王革命取得合“道”性和合法性地位提供了道德建构和精神支撑。究其实,这种建构的思想就是出自典型的圣王革命论。由于通俗白话小说的受众是广大群众百姓,因而可以说,自《封神》起,文王武王的圣王形象在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心中才真正树立起来,武王革命的合“道”性与合法性地位才真正确立起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冯文楼教授、霍有明教授、房日晰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1
  [2]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一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3
  [3]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10-12
  [4] 陶东风. 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274
  [5] 周作人. 谈虎集[M]. 上海:上海书店,1987.9:295


Reconstruction  Revolution’s  Legitimate Status and  Its  Accordance  with  Doctrine  of  Confucianism
——On  King Zhouwen and King Zhouwu  in
 Romance  of  Enfeoffment  to  Deities
                          
        LI  Jianwu       LI  Dongs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Sichuan)
  
  Abstract :The images of  King Zhouwen and King Zhouwu  in  Romance of Enfeoffment to Deities  were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opular stories about King Zhouwu Conquering King Yinzhou and that of History of the Various States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was resulted from the writer’s creative rewriting . The writer not only made the two kings scrupulously abide by but also  freed them from order restrictions of  ethics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The images of two kings were  rewrited into  incarnation of humanity, embodiment of  morality  and a model of ideal of Saint King. This rewriting  in fact constructed revolution’s  legitimate status and made revolution accord  with doctrine in feudal times in China. The works propagated  revolution  thought  about  Saint  King.
   Keyword :fictions in Ming Dynasty;Romance of Enfeoffment to Deities;King Zhouwen and King Zhouwu;ideal of Saint King;revolution  theory about Saint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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