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儒家革命思想新探

李建武尹桂香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一些学者认为《封神演义》宣传了儒家政治思想，典型说法是“以仁易暴，以有道伐无道”，而此论说得尚不到位。从《列国志传》中有几处“革命”的词眼和文本中大量引用孟子“革命”话语的内证入手，结合 “革命”的概念考辨，既不脱离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也不与现代语境中的“革命”涵义相冲突，论证作品蕴含和宣扬了儒家革命思想。
　　关键词：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儒家革命思想；圣王正义论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的政治思想意蕴，以往学者大致分成两种看法。一种占多数，以“以仁易暴，以有道伐无道” [1](P162)或反对暴政向往仁政 [2](P947)为主。但这评价过于谨慎，造成总有些说不到位的感觉。另一种则认为有造反思想，持此意见的有聂绀弩、龚维英。聂绀弩就曾揣摩：“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一个时代底说话的困难。居今论古，推已及人，安知《封神榜》底作者，不是（由于）自己度思想太危险，不容易存在，所以转弯抹角故意找出武王伐纣这一确有的史实来，又故意使它穿上神怪的衣衫，以掩饰它底内容的呢？”[3](P60)从意思上看，聂先生是说有造反思想。龚维英也持相同看法。[4](P59)遗憾的是，两位先生并未深入论证。然而他们的推断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有助于全面把握作者的创作心理。笔者赞同聂、龚之见，正式以“革命”一词来揭示《封神》的创作思想，发掘一直以来其被遮蔽的政治思想意蕴：儒家革命思想。

一、儒家革命话语的文本内证

《封神》核心内容是武王伐纣事件。尽管它没出现“革命”一词，而代之以“以下伐上”、“以臣伐君”（第68回、94回）或“叛逆”、“造反”（第81回），但这并不能排除其不是在宣讲“革命”问题，因为在政治学领域，“叛逆”就是与“革命” 本质重合的词。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檄文》就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5](P7192)《封神》是在武王伐纣题材的小说《武王伐纣平话》（以下简称《平话》）、余邵鱼的《列国志传》（以下简称《志传》）的基础上改写而成。[6](P1248)而《志传》中就几次用到“革命”，如：西伯侯姬昌（即周文王）曰：“吾观商德将衰，不出二十年后有革命之象”[7](P49)；还有“又唐贤贾先生有微子启子赞之曰：‘天革元命，皇符在木。吾天降灾，上惨下黯，人怨神怒，川崩鬼哭。’”[7](P138)《封神》虽以“叛逆”、“造反”代《志传》中的“革命”，但这不表示《封神》就不谈革命，不含有革命思想，因为武王伐纣在古代本来就称为“武王革命”。
　　从文本大量引用先秦儒家的革命话语看，作者很有儒家文化修养，有圣人正义论的革命观。第94回姜子牙说的：“尚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是《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中的话，本来主要是表彰天下为公之义，小说用来攻击君主专制。[8](P886)第6回“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孟子·离娄下》中的话，强调君臣对立的原因。如果说以上引语标识着作者对君臣关系、地位的重新界定，对久违的先秦儒家君臣民关系论的召唤，那么以下引语就不能不说是作者力图恢复先秦儒家革命精神的直接标志。多次提到孟子的“残贼独夫”见于“真是以天下奉一人，须信独夫残万姓。”（第25回）苏护说：“君失其道，便不可为民之父母，而残贼之人称为独夫。”（第61回）姜子牙“奉天征讨独夫，以除不道。”（第81回）“语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乃天下所共弃者，又安得谓之君哉！’”（第94回）《孟子·梁惠王下》中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说明诛残贼独夫，不为弑君。这就是孟子的道义革命论，“革命的对象是独夫民贼，革命者就是有德之人”。 [8](P40)孟子作为儒家亚圣，其“诛独夫民贼”论代表了典型的儒家革命思想。《封神》大量引用孟子的革命话语实际上启示人们：凡君王是残贼独夫就可征讨，这就带有直接鼓动革命的意味。小说还多处提及“君不正，臣投外国”（见第8回、30回、31回、33回、34回、42回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见第8回、36回、56回、57回、61回、85回等）、“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见第57回、63回、66回、95回等）三句话，则明显带有“煽动”叛离和讨伐的性质。君不正臣下就应该叛离，强调不要固守愚忠观，而应进行思想的转变而讨伐。第74回姜子牙说：“君正则居其位；君不正，则求为匹夫不可得。”以上这些话语足以说明它不能脱掉鼓动“革命”的干系。而以上话语绝大部分是《平话》、《志传》所没有的，说明《封神》作者更注重革命心理与思想的启蒙。尽管这些话语多是周公、孟子、荀子政治或革命思想的借用，但它经过作者的加工组合后，实际建构了《封神》自己的“革命论”。

二、文本革命思想的精神来源

　　
　　此处用“革命”来探讨《封神》蕴含的思想，那首先还得对“革命”涵义作出辨析。长期以来“革命”一词不显现于孔孟的儒家经典著作中，革命论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不是显论，[9](P17-18)致使人们一度误以为“革命”一词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9](P77)
　　考辨“革命”一词的源流，其实它并非借自日本，而是来自我国先秦典籍：《易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所言革命是“革其王命，改其恶俗”，“王者易姓”，“顺乎天而应乎人”，可见革命具有正义性。正因出自儒家经典《易传》，故 “汤武革命” 在后代的涵义一般是较固定的，即合乎天命的暴力夺取政权行为，并且得到多数学者肯定。《尚书·多士》中有“殷革夏命”，其“革命”词义与《易传》中的也是相同的。当然我国古代使用“革命”一词的情况也较复杂。《后汉书·冯衍传·显志赋》：“禹承平而革命”是指禅让。《文选·班固·东都赋》：“且夫建武元年，天地革命”是指制度变革。而古代大多数情况下的“革命”是指武力夺取政权。朱元璋就说：“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 [10](P20)可见他把所有武力夺取政权行为都称为“革命”。当然他忽视了革命的正义性、合法性，因为他用“违天虐民”来描述。这代表了某些人的革命观。而总的来看，古时学者所谓的革命，一般既强调武力夺取政权，又突出合乎天命的正义色彩。
　　《封神》、《志传》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处于明朝）的文化产物，自然其“革命”观的精神非从日本舶来（因为日文用汉语中的“革命”译介英语“revolution”时是晚清事了），而是古时儒家学者的“革命”涵义（从《封神》中大量引用孟子革命话语可看出）。并且小说刻画的周文王、武王正是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圣王革命的理想形象（多次说到武王是“圣王”，如第23回、58回、98回）。这样说来，《封神》既属于革命题材的小说，也具有革命思想。
　　曾有学者说《封神》有“以仁易暴，以有道伐无道”或反对暴政暴君的思想，这自然是对的。但笔者以为这些说得尚不到位，未点出其文化精髓的要害。为此笔者以下简析“革命”与“以仁易暴，以有道伐无道”和“反对暴政或暴君”在涵义上的差别。
　　“革命”是讲推翻政权，在我国儒家来说，就是正义的武力推翻某姓氏君主政权，易姓换代。而“以仁易暴”，“以有道伐无道”虽强调了“易”和“伐”，但离“革命”的意思总差了一层。“以仁易暴”没强调武力色彩，“以有道伐无道” 虽强调了“有道”之“伐”，但又没突出改换政权之目的，两者总不如“革命”表达精炼准确。最关键的是这些结论只停留在儒家政治思想层面，没触及问题的要害：儒家革命问题，因而得出的结论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反对暴政或暴君”的涵义则更宽泛。它可以是改良式的，不危及姓氏政权；既包括易姓换代，也包括不易姓换代而只易暴君的政变。而汤武易代本身不是只反对暴君，也不可能允许桀纣儿孙（即使其都很仁善）继位，而是要易姓换代，根本改变统治的家族。就《封神》而言，其不仅写武力伐纣内容，还大量引用孟子诛“残贼独夫”之革命话语，当然准确点说，宣扬的应是革命思想。
　　
　　　　　　　　三、古今革命涵义的内在“桥梁”
　　
　　我们认可了《封神》宣扬革命思想，但紧接的问题是能否用当今的“革命”的概念来分析它，认为它有或接近于现代人所讲的“革命”思想？对于这个问题，可惜就没人深入下去了，最多只是提及文本宣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的古今涵义是否相互冲突。其实并不冲突。当然对于“革命”的涵义，见仁见智。清季梁启超把革命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但他所谓狭义和广义的区别主要在于武力和包括了非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现在看来显得简单化。当代学者对古时“革命”涵义的研究则更深入。如有说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武王伐纣”就是一种典型的革命行动，它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11](P5)但这仍嫌笼统，因它类似于伯夷叔齐的“以暴易暴”论，忽略了前一个“暴”的正义性。也有新儒家谈儒家“革命”论始于“汤武革命”论的。[9](P34)刘小枫则谈革命更细致，他认为现代语境中的“革命”非外来词而是本土词，因为日文中的“革命”原是从汉语传过去的，并保有今文革命家的含义。[9](P77)他把所谈革命限定在儒家内，因为中国传统语境里儒家革命观虽为代表，但其外还有别的革命观（如道教）。[9](P33)儒家革命观是正义的武力夺取政权的观念，这与现代词汇“革命”所讲究的正义性正好相通。于是传统语境和现代语境中的“革命”涵义间是相通的，可以架起“桥梁”。所以他说儒家革命观是毛泽东等现代革命的释义学背景。[9](P87)笔者也赞同此看法。《辞海》列出了“革命”词的现代用法：一是社会革命，被压迫者旨在夺取政权的暴力反叛，如历史上的奴隶革命、农民革命；二指非暴力的根本变革，如技术革命、产业革命。[12](P5291)可见现代语境中“革命”涵盖了正义的武力和非武力在内的根本变革两层基本意思，而在政治思想层面就是指前者。而古代的儒家革命观强调暴力的汤武式圣王革命。可以看出，古今“革命”涵义在以下内核部分有交集：（1）暴力夺取政权，（2）具有正义性。这样用今天的“革命”一词来论古时的“革命”完全是可以的。
　　古时儒家学者的“汤武革命”论接近于今天所讲革命的“进步力量暴力夺取政权”的涵义，因而笔者谈“《封神》有革命思想”既符合我国传统语境中的革命观，也与现代语境的革命涵义不相悖违。为了考虑古今“革命”涵义间存在的差别，笔者在论《封神》革命思想时还是添上“儒家”二字为宜。
　　
　　　　　　　　　　四、文本革命思想的神幻掩饰
　　
　　《封神》主体内容为神魔打斗，“自写幻想”、荒诞不经，因而明朝也就无人追究其有煽动“造反”（革命）之嫌。
　　但真的能摆脱嫌疑吗？《封神》大量引用孟子谓诛“残贼独夫”不是“弑君”的“旧民本”革命论（借用冯天瑜等人的“旧民本”提法[13](P10)），肯定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历史上继孟子后，大儒荀子也持相同看法。[9](P39)然而自孟荀后，尽管出现了汉代今文学家和纬书家们的革命论，但革命论并未大显。尤其是汉大一统以后，这个问题更成为统治者的忌讳。故“臣伐其君”、“以下伐上”在封建社会几乎成了极为敏感的话题。《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辕固传》都记载景帝以“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将问题搁置，不让讨论。
　　《封神》成书于明代，而明统治者实行文禁。明初就有许多知识分子或因不为朝廷效劳或因发表自由言论或因被怀疑有谋反之心而被杀。明朝法律遵循《唐律》，以《大明律》对人民百姓实行严酷统治，其中“谋反大逆”罪和“谋叛”罪，一般都处以死刑。[14](P567-569)所谓“谋反大逆”和“谋叛”，就是反叛、造反或以臣伐君，与“革命”相近（当然革命要强调合乎天命的正义性）。明中后期东厂锦衣卫横行，监视百姓政治言论。于是在政治言论上，百姓变得异常谨慎。
　　而《封神》作者却敢于抵住可能来自统治者的迫害压力，不仅选取武王征伐、易姓改朝这一统治者非常忌讳的母题来构织通俗小说，且大量引用当朝开国君王相当忌恨的孟子的“诛暴君其实是诛民贼独夫”的激进言论，这让我们不得不钦佩作者之勇敢。洪武27年朱元璋曾一度把孟子赶出文庙，[10](P1296)后又令斫掉《孟子》的三分之一，出《孟子节文》行世。[10](P3982)而被斫掉的部分正包含了《封神》作者大量引用的诛“残贼独夫”、“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话。
　　既然如此，明清史上许多作品被查禁，但为何《封神》一直未遭到文网查禁？一方面尽管统治者严禁学者、百姓议论汤武革命，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杜绝，再加上“汤武受命革命”是早已被儒家学者们肯定过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完全禁止汤武革命题材的小说的传播。另一方面，《封神》的神幻色彩实起到很好的保护色作用。神幻形成了掩饰，掩饰会让人难以察觉（当然不等于没有）。只有掩饰，形成荒诞不经的风格才能确保躲开政治文化查禁。小说通过热闹的诸神打斗场面吸引了读者的视线，模糊了听众的记忆。那种亦真亦假的状态，当时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抓不到实证来指控它是一部煽动“造反”的书。因而小说正是借助“子虚乌有”的诸神打斗进行巧妙地伪装，逃过了审查者的眼光，使文本在当时背景下取得合法性地位。它关于道家神幻的叙事，正是作者应该“革命”、支持“革命”思想的一种乌托邦呈现，是借题发挥、浇心中块垒的方式。和孔子、孟荀谈武王革命是为革命立法（刘小枫视《易传》为孔子作）[9](P49)类似，《封神》则是在小说界遵循这一立法，重塑武王革命，宣传“革命”的合“道”性、合法性。

　　　　　　　　　　五、革命思想的古典实质及其局限
　　
　　前已述及，“革命”字眼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存在，但由于受到朝廷禁忌，革命思想被“存而不论”，造成革命思想的被遮蔽，造成革命思想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不是显论。其实即使是在当今，仍被许多谈儒学的学者忽视。但也有如刘小枫等学者将儒家革命的思想传统辨析清楚。《封神》作者尽管不能像学者那样把古代革命观辨析得那么清楚，但继承了强调暴力涵义和正义色彩的儒家革命观则是毫无疑问的。
　　自夏至明，古典革命论停留在保留王权的层面上。《封神》的作者也没有突破这一局限，他的理想是仁政，虽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取代暴政，而对于君主专制，却毫不介意。武王革命后的目标仍是君主专制，和前朝的区别只在于他作为仁君，而纣王是暴君。冯天瑜说“新民本”批判一切专制君主，而“旧民本”只反对暴君。[13](P10)按照这种看法，那《封神》的革命思想应属于“旧民本” 革命思想，而非“新民本” 革命思想，更非中国现代革命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因为中国现代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
　　当然，《封神》中的“革命”是统治阶级的圣王革命（武王在古代被尊为圣王），而非自下而上的被统治者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作者关注的重点不是下层人民如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而是突显贵族达官（如文王、黄飞虎、苏护等）困窘艰难的生存状态。君主制前提始终像一面明镜高悬在作者头顶。
　　按照鲍曼说法，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两种：阐释者和立法者。[15](P148-198)《封神》作者就是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上对武王伐纣和统治者的“仁政”进行阐释，而“儒家所祖述的思想，站在政治这一方面看，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16](P118)因而不能站在公众（人民）立场上对革命后制度进行立法，保障民权。《封神》中表现为革命胜利后民众缺乏个体权利的政治自觉与自我独立意识。于是这种革命未能由民本革命走向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而变成君主专制的因循往复。[17](P6-7)这与作者固守先秦儒家“王道”革命精神不无关系，暴露出其革命观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尽管可以说《封神》作者用儒家革命的理论武器为武王伐纣阐释了“革命”的合法性和合“道”性，但他以大量的神幻色彩加以掩饰，故其革命思想未得到更多读者的体认。在这里，笔者把它发掘出来，辨析清楚，认为《封神》是一部儒家革命文化较浓的小说，形象地阐释和宣传了儒家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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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Revolutionary Thoughts of Romance of Enfeoffment to Deities

　　　　　　　　　LI Jianwu    Yin Guix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610064，Sichuan)

Abstract: Some scholars insisted that Romance of Enfeoffment to Deities had propagated political ideas of the Confucia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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