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 大笠仙（◎卷1，名同；●卷15师婆）   赢妻（◎卷1，名同；●卷15大阴人）
　　卷十二　张陕西（◎卷2，名同；●卷16肆中陈雷）  不倒阵（◎卷2，名同；●卷16拥肿短人）  魄裙（◎卷2，名同；●卷16后山云）  骚老狐（◎卷2，名同；●卷16天魔喜）  蛆神（◎卷2，名同；●卷16肉枕）  度索仙（◎卷2，名同；●卷16乘舟如半桃）  武君石弹（◎卷2，名同；●卷16猱飞）  虾蟆幻（◎卷2，名同；●卷16解醉骨）  帐中贼（◎卷2，名同；●卷16阳大夫）  蛛丝帽（◎卷2，名同；●卷16小鬼亦矛盾我）  孝廉债（◎卷2，名同；●卷16文金武金）  假天狐（◎卷2，名同；●卷16行翁）
　　卷十三　孝子虾（◎卷3，名同；●卷1长须君长）  杖山魈（◎卷3，名同；●卷1劣先生）  僧夜哭（◎卷3，名同；●卷1唪孝经）  捣药人（◎卷3，名同；●卷1玉兔奔）  龟鉴（◎卷3，名同；●卷1黑蚌中女子）  女扶鸾（◎卷3，名同；●卷1医瘤）  采蕨翁（◎卷3，名同；●卷1普判史）  缩地杖（◎卷3，名同；●卷1呼天女）
　　卷十四　西域奴（◎卷12，名同；●卷2五色虬）  苕上仙（◎卷12，名同；●卷2马头神劾）  阴沉木甑（◎卷12，名同；●卷2蔚夫人）  二娇（◎卷12，名同；●卷2食蛟）
　　卷十五　三丰父（◎卷6，名同；●卷7金精星官）  四公案（◎卷6，名同；●卷7归沈郎）  鲨鱼妇（◎卷6，名同；●卷7人虎幻相）  三世兵解（◎卷6，名同；●卷7头中三雀）  不全蛮（◎卷6，名同；●卷7吐金鸟）  么么坞；（●卷7列火子）  南岳四怪（●卷7手按拍）  梦育（●卷7笥中帽）  活人心（●卷7嚼心）  雷公死（●卷7雷翅）  漳河神（◎卷6，名同；●卷7有鬼论）  蜀冈老人（◎卷6，名同；●卷7女部头）  官蜮（总目缺，据正文补，●卷7射民）
　　卷十六　耳孽记（◎卷11，名同；●卷8淫人在耳）  白狼主人（◎卷11，名同；●卷8二韶）  夜飞兽（◎卷11，名同；●卷8遇剑尽）  堂郎城露布（◎卷11，名同；●卷8高堂氏）  目孕（◎卷11，名同；●卷8委蛇翁）  龙农（◎卷11，名同；●卷8呵呵磔磔）  （鱼+单）大母（误刻作毋）（◎卷11，名同；●卷8破阴夫人）  栩县（◎卷11，名同；●卷8老县正）　　　　　　　
　　卷十七　铁王氏（◎卷7，名同；●卷17秦家妇）  息泉（◎卷7，名同；●卷17婴氏）  两小（◎卷7，名同；●卷17皮女）  陈死人（◎卷7，名同；●卷17金羊峒）  牛口居士（◎卷7，名同；●卷17跖蹻寿）  虎爪人（目录中无，据正文补。◎卷7，名同；●卷17余半鹤）  形天裔孙（◎卷7，名同；●卷17龙尾寺眇僧）
　　卷十八：肥僧（◎卷10，名同；●卷18混元扁畐佛）  两后间（◎卷10，名同；●卷1观主）  毛贼（◎卷10，名同；●卷18主人如鬼）  艮先生墓（◎卷10，名同；●卷18艮先生）  五大夫（◎卷10，名同；●卷18两韩重）  山小娥（◎卷10，名同；●卷18书（虫+喜）字）  于思首（◎卷10，名同；●卷18阉羊生）  玉郎（◎卷10，名同；●卷18仇池小郎）  吐墨鱼（◎卷10，名同；●卷18呕白痰）
　　卷十九　健男子（●卷13袒巨腹）  务婆（◎卷5，名同；●卷13识务斋）  元机后身（◎卷5，名同；●卷13故参军）  神童入腹（◎卷5，名同；●卷13三郎一妹）  犀角（◎卷5，名同；●卷13刻铭词）  短贼（◎卷5，名同；●卷13矬狗） 彭越攻蜃楼（◎卷5，名（ 蟛（虫+越））攻蜃楼；●卷13结圆阵）  焚幻猴（◎卷5，名同；●卷13房氏功烈）  虱阵（◎卷5，名同；●卷13獠殭卧） 
　　卷二十　莲花蠹（◎卷4，名同；）  婢骨（◎卷4，名同；●卷14校魄郎）  龙母（◎卷4，名同；●卷14文则敬）  粥毙（◎卷4，名同；●卷14首戴盆）  池面字（◎卷4，名同；●卷14和尚妻）  麻二郎（◎卷4，名同；●卷14巨梃击毙）  种阴菌（◎卷4，名同；●卷14菌患）  鲁仲连（◎卷4，名同；●卷14宗人）  三筮睽爻（◎卷4，名同；●卷14凤馗）  棠三杰（◎卷4，名同；●卷14牛大心）  钉蜈蚣（◎卷4，名同；●卷14二浦二石）
　　对读的结果发现，这三种本子最大的不同在：1，乾隆本只十二卷，石渠阁本和增订本各二十卷，比乾隆本各多8卷，而且不只是分卷的不同，篇幅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2，增订本收了乾隆本中除《鼋冢》外的所有篇章，仅将其所在卷次作了调整，而没有更改乾隆本的篇名，其余的都是新增篇目；石渠阁本则不仅全收了乾隆本中的所有篇章，还收了《莲花蠹》一篇之外的所有增订本新增的篇章，但各篇所在的卷次与乾隆本、增订本多不相同、篇名则全部不一样。另外石渠阁本中的《积银瓮》一篇，未见于乾隆本和增订本，为其新增。故增订本比石渠阁本总数少一则。即增订本为164则，石渠阁本为165则。而乾隆本仅101则。
前面的比照还表明：如果石渠阁本诚如上述出增订本，则石渠阁本肯定还参照了乾隆本，因为石渠阁本中的《鼋冢》一则，并不见于增订本，但乾隆本中却有此篇。这样，石渠阁本识语中所说的“此书锓版久失，遂少传本。顷取原书，细加校阅”中久失的“锓版”、“原书”很可能就是指乾隆本的原版和原书。这一点值得注意。
　　由上所述，笼统地说后来的《六合内外琐言》原名《琐（虫+吉）杂记》已有不妥；将二十卷本的增订《琐（虫+吉）杂记》或后来的《六合内外琐言》与早期的乾隆五十八年序刊十二卷本《琐（虫+吉）杂记》视为同一种书更是不当。
　　（二）问题的关键当然还不在此，而在于增订本《琐（虫+吉）杂记》以及后来的《六合内外琐言》所增补的篇目，是不是屠绅所作？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乾隆乙卯（六十年）是不是真出了个增订本《琐（虫+吉）杂记》？
让我先来厘清一些基本的事实：
　　（1），屠绅年十九举于乡，二十成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但此后的官宦生涯却颇不顺，从二十七年起，直到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一直在京候选。《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便记载着他讨选的一封奏折：“臣屠绅，江苏常州府江阴县人，年三十，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候选知县。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大约也就是这封奏折起了作用，他方才获得了地处云贵边境的穷乡僻壤，一个民风强悍，让历任知县常常“惧变”的师宗县的知县。且一干就是十余年（乾隆三十八至五十二年），中间数次运京铜入都，乾隆四十五年还曾以“大计卓异引见”。好不容易获得升迁，所迁却仍是地处蛮荒的云南曲靖府寻甸州知州。⑨
　　（2），《屠绅年谱》引阮元、王崧《云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一《秩官志》二之十三谓：乾隆五十二年，屠绅迁云南寻甸州知州，时年四十四岁。守一斋《客窗笔记》也载：“岁丁未，笏岩迁寻甸州牧，入觐回滇，过常郡，余与晤于颍州太守立庵斋……为余歌《赤壁赋》，余填《凤凰台上忆吹箫》赠之”，岁丁未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却记着：“屠绅，江苏常州府江阴县进士，年四十四岁，现任云南师宗县知县。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分推升云南曲靖府寻甸州知州缺，并带运甲辰年三运二起京铜，今缴铜完竣，带领引用。”又同书载屠绅进呈的奏折：“臣屠绅，江苏常州府江阴县进士，现任云南师宗县知县，乾隆四十五年大计卓异引见，奉旨着回任。四十九年六月分签升云南曲靖府寻甸州知州缺，并委解甲辰年三运二起京铜。今缴铜事竣，赴部引见，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均证明其升寻甸州知州在乾隆四十九年⑩。只是乾隆四十九年是“分推升”、“分签升”，所以他在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给皇上的奏折中仍自称“现任云南师宗县县令”。上面《云南通志》所载，应该是他正式到任的时间。乾隆五十三年，屠绅的学生师范在广通县署谒见屠绅（《屠绅年谱》谓其时屠在广通任，误。）时，屠绅曾向他出示过《琐（虫+吉）杂记》，说明其时《琐（虫+吉）杂记》已经成书，最少是屠绅已写成了大部分，但并未刊刻，否则，不会只是出示而不馈送。
　　（3），从现存的资料看，屠绅从乾隆五十二年“入觐回滇”起至五十六年，都在寻甸任上。五十七或五十八年可能回北京。王雨谷的序作于乾隆五十八年末。乾隆五十九年，屠绅则肯定在北京⑾。
　　（4），赵怀玉《屠刺史绅、王明府复订婚姻之好，招同人集孙比部星衍寓斋，分得交字》⑿诗“各有新书付客钞”下注云：“屠有《琐（虫+吉）杂记》，王有《甲子大事表》。”王复自己也有诗记其事，诗载《晚晴轩诗》卷八，题为《二月六日与屠笏岩刺史定姻，召同人罗两峰山人，吴谷人编修、汪云壑修撰、张船山检讨、赵未辛舍人、殷芥舟、杨西河、马苇舟三明府集孙渊如比部寓斋，分韵得吟字》。这里所说的吴谷人编修，就是曾做过祭酒的吴锡麒，赵未辛就是赵怀玉，孙渊如即孙星衍。这正是乾隆五十九年年初的事。
　　（5）乾隆六十年，屠绅自京还滇，途径“大梁”，屠绅的亲家王复恰也在大梁，两人再次相遇⒀。徐书受设宴为屠送行，筵上众人曾分韵赋诗。徐诗《笏岩刺史自京还滇，偕秋塍癯仙留斋小饮，予分韵得六鱼二首》⒁“莫嫌纸贵费抄胥”下注云：“时君以《琐（虫+吉）杂记》见贻，君亦索予所著《谈薮》。”《谈薮》一书今存，是一部未见著录的文言小说；诗中的秋塍便是王复的字。王复也有诗记其事，诗题《笏岩自都门返滇，相遇大梁，邀集尚之寓斋，分韵得七阳二首》：“春明分袂惜流光，万里途中暂卸装。箧里新编多所怪，尊前故态尚能狂。”“多所怪”句下注云：“笏岩出示新刻《杂记》。”
　　由上述（4）（5）两点，知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六日屠绅曾与友朋京师相聚；乾隆序刊本署“乾隆五十八年腊月朔有二日”，两者时间相距很近。相聚京师时，乾隆五十八年序刊本《琐（虫+吉）杂记》当仍未正式行世（可能已经刻印好，但未到屠绅之手，刻印地或不在京师？），否则，不会只说 “各有新书付客钞”而不说遗赠；次年王复的诗注中再次提及《杂记》，且曰“出示新刻”，说明他也是此时才得见此书，而“春明分袂”是指上一年春二月在京师相聚后与屠分别事。这也就是说，乾隆五十八年序刊本到屠绅自己之手，应在乾隆五十九年的二月六日以后至次年屠绅回滇之前。
　　石渠阁本《六合内外琐言》与增订本《琐（虫+吉）杂记》都有一篇十二卷本没有的未署年月的序，一题“钱塘姬殳父序”，一题“古越姬金麟序”。嘉庆十三年刊行的吴谷人《有正味斋骈体文》书中也收有这篇文章，名曰《屠笏岩琐（虫+吉）杂记序》，书是吴谷人自己编成的，南城曾（火+奥）所作的序中有“吴谷人先生命（火+奥）《弁言》兹集而（火+奥）不敢辞”语可证。序出吴谷人之手是肯定无疑的。三序文字上略有不同，录如次（用◎代表《有正味斋本》本；●代表石渠阁本）：
　　　　夫悬六鼻之镜则事可周窥，敲两耳之铛则梦由冥召。是故尔室可以收远照；敝席可以交丽神，而况情至生文，意来造境；问天有对，漱地成形。即此尘尘念念之因，无非怪怪奇奇之事，岂待列神奸而铸鼎，烛幽异而燃犀，而后谓之穷形尽相也哉。则有竹勿山石道人（“竹勿山石道人”◎作“笏岩刺史”；●作“黍余裔孙”），读书读律，亦吏亦仙（“读书读律，亦吏亦仙”●作“亦律亦礼，不吏不仙”）。具升庵之才，宦滇南之地，所历蜻蛉之县，螳螂之川。金马之遗祠，竹王之故迹，黄茅千里，深箐万重，神灵苍茫，光景倏忽。复有（“有”◎●均作“若”）沙杨别种，叚沭（“叚沭”◎作“段沐”）荒墟，其俗狉獉，其地牢落。犯岑岚而拾路，指畲火而投村。苗妇跳歌，忽来明月；山鬼宜睇，翩若美人。此境此情，可喜可愕，尽横蟠于胸臆，将腾快于齿牙。又况清角孤鸣，劳商屡唱；酸咸得味，冷暖知情。决（“决”●作“快”）棋局之荣枯，触酒肠之茫（“茫” ◎作“芒”）角。每当鬼车啸雨，木客吟 (“吟”●作“今”)风，万叶堆门，一灯闪壁，执尸头之笔，描变相之图，菩萨毫明，金刚杵落。含沙蜮泣，拜斗狐惊。俞儿小骑而行，庆忌大冠而舞。仰看夏屋，唱绝秋坟。作鬼董而何妨，比齐谐而亦得。知我罪我，又何瞢焉（“焉”●作“马”）。或谓赋家设难，有取子虚；文字垂规，要论公是。今且觅宝于蓝舟之内，求马于唐肆之中，何益虞箴，得毋燕说？不知大风吹沫（“沫”●作“来”），即现楼台；黄土抟人，自成世界（“不知”以下◎作“法王弹指，即现化城；海沫吹嘘，自成宫殿。”）。入古莽之国，梦乃为真；证兜率之天，空即是色，何况推烟唾月，斩电割风。扶皮里之阳秋，吐胸中之云梦。不过借东风（“风”◎作“方”）而骂鬼，何必求西子以骇糜乎？或又谓雕刻物情，见忌于造化；周内世态，亦干乎天和。逞箭锋之机，话泥梨（“梨”◎作“犁”）之趣。竟同老吏之断狱，或（“或”◎●均作“恐”）非长者之居心。不知茧茧号寒（◎作“寒号”），虫虫热戏。几日楼罗之历；一场傀儡之棚。使非吹牗民之篪，振狥路之铎，严加振（“振”◎作“震”）攇，密与摧（“摧”◎作“推”）绳，正恐擿埴索涂（“涂” ◎作“途”），觉之不早；胠沙思水，救之已迟。而此一书也，舌覆三千，珠穿八百“八百”◎作百八），怀黄握白，生丹起青，直使睫上（虫＋焦）螟，角中蛮触，莫不（虫＋渊去氵）（虫+捐去才）（“（虫+捐去才）”◎●均作“蛸”）字里，蠖略行间。斯可以怵凡夫之心而褫宵人（“人”●作“小”；◎作“人”）之魄也已。余与道人（“道人”●作“此公”◎作“笏岩”），论交日（“日”●作“口”）下，结分尊前。念万里之将还，尚一编之不置。向使挟嗅金之技，唱得宝之歌，则点苍之石，（工＋硬耳旁）竹之杖，洱茶蒟酱之美，赤铜石绿（“石绿”●作“录”）之饶，厥土所生，郄车可载，而道人（“道人”●作“此公”◎作“笏岩”）空囊如漉，一钱莫名，惟是弄墨晨书，燃脂冥写，投袂贡愤，扪襟选（“选”◎作“辶+兴”）悲，屝履糗粮，未知所（足＋寺），吾恐窃窃（“窃窃”●作“戚戚”）然且不勉为若辈所揶揄也。钱塘姬殳父（古越姬金麟）序（◎无此句）。
　　这篇序未署写作的时间，但序中“念万里之将还，尚一编之不置”一语透露了一些讯息：前一句说明，此时屠绅将要从云南回内地。屠绅固曾多次来回于云南和内地之间，但第二句却限定了这一时限——应在十二卷本的《琐（虫+吉）杂记》已经成书却又还未问世之时，联系上面的论述和序中称屠绅为刺史来看，此一时限当在乾隆五十二年到乾隆五十八年序刊本付印之前。最大可能在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屠绅回京与友朋相聚那一次。
　　那么，这篇序为什么不在乾隆五十八年的序刊本中呢？合理的解释是，屠绅曾问序于吴谷人，谷人作好了序，因为两人各在一方，还没来得及给屠绅，而屠绅的书已经刻印好，序没有派上用场。这也是上面我说乾隆五十九年二月间，此书可能已经在外地刻印好，只是尚未到屠绅手中的缘故之一。吴谷人所写的这篇序是否交给了屠绅，则有两种可能，一是给了，给的时间最大可能是在那次京师相聚的时候；一是听说屠绅的书已刻印好就没给，这一种可能似比第一种还大。
这样一来，所谓乾隆六十年刻本就起码存在两种可能：一，这个本子确实存在，是屠绅自己增写了乾隆本中没有的篇章，于六十年又重付枣梨；一是这个本子的乾隆六十年新镌云云，根本就是坊贾作伪，是后来吴谷人将这序收入了自己编印的书中，坊贾知道有此序，由此引发增订此书的兴趣，倩人增补了乾隆本中没有的篇章，伪谓“乾隆乙卯仲春新梓”。
窃以为，后一种可能较大。
　　第一，从序的文字看。这序移入小说集时作了一些修改，比如“笏岩刺史”更作“竹勿山石道人”、“笏岩”更作“道人”或“此公”、增署了“钱塘姬殳父”或“古越姬金麟”序等字样，这跟小说作者的题署有关；另有一些可能是手民的误刻，比如将“犁”作“梨”、“芒”作“茫”等，但也有几处明显是有意更改，比如，将“不过借东方而骂鬼”的“东方”更作“东风”、将“不知法王弹指，即现化城；海沫吹嘘，自成宫殿”更作“不知大风吹沫（或作“来”），即现楼台；黄土抟人，自成世界”，这更改很可能出自坊贾之手而非屠绅所为。
　　第二，从序的题署看。作序的王雨谷和姬殳父是什么人？王雨谷是查无踪影，姬殳父按理应该是吴谷人，因为这序确系吴谷人所作，但遍查吴谷人和他的亲朋友好的著作，却再也找不出他还有这样一个雅号。王琼玲先生认为，《蟫史》里每一回后面的“诠”，都是屠绅自己写的而伪托他人，这是很有根据、很有见地的观点⒂。《鹗亭诗话》一书，从其题署看，也像是众人所作，但金武祥和汪瑔都认为实际是屠绅自己的作品⒃。这也很有道理，鲁迅先生就赞同他们的意见，说屠绅“杂说有《鹗亭诗话》”。就是乾隆本《琐（虫+吉）杂记》的序和书中每一则的评，我以为，实际也是屠绅自己所作而托以他人。这是只要认真读一读这篇序和每篇小说后面的评语，体味其思想和文气就会清楚的。查屠绅的《蟫史》，第一回的“诠”下署着“殳父”；第二回的“诠”则署着“雨谷”。殳父、雨谷不过是屠绅的假托而已。坊贾不察，以为《蟫史》第一、二回“诠”所署的殳父、雨谷，就是吴谷人、王雨谷，于是在将嘉庆十三年刊行的吴谷人《有正味斋骈体文》书中的《屠笏岩琐（虫+吉）杂记序》移来作序的同时，署上了钱塘姬殳父的名字；到石渠阁本刻印之时，进而又改为古越姬金麟，用以影寓吴锡麒，所谓吴姬、锡金、麒麟也，以致金武祥云“其诙诡如此”。
　　第三，从时间上看。屠绅并无增补此书的闲暇。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上面所述屠绅的那些行迹：乾隆五十九年二月间，乾隆五十八年序刊本《琐（虫+吉）杂记》尚未正式行世，而乾隆六十年，屠绅已在赴寻甸的路上，前面所举王复诗《笏岩自都门返滇，相遇大梁，邀集尚之寓斋，分韵得七阳二首》：“春明分袂惜流光，万里途中暂卸装。”前一句显然是说那次在京城相遇后的分别；第二句是说屠绅回滇途中在大梁暂息，再次相逢。行色匆匆，在京又多应酬，此时他断无暇增订此书。会不会是屠绅在乾隆五十八年序刊本付梓以后就又开始增订此书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序作于五十八年腊月，说明此前书尚未刻印好，若此前屠绅已经增补，何不一并付梓或续将文稿付梓？而且乾隆五十七年，最迟五十八年下半年，屠绅已在赴京的途中，也不可能增补此书。
　　第四，“乾隆乙卯仲春新梓”之书为“京都萃文堂藏版”，书在京师刻印，且仲春就已刻印好，大梁所赠友朋之书，就应该是这个增订本才是；若所赠真是所谓增订本，王复等的诗中，当不会不注上“新刻增订”和“吴谷人祭酒为之序”之类的话。显见得王复等所得的《杂记》，乃是乾隆五十八年序刊本，而非所谓“乾隆乙卯仲春新梓”的增订本，所谓“新梓”者，新近所刻也。
　　第五，乾隆本之后，还有个十二卷的木活字本《琐（虫+吉）杂记》。这个本子也和十二卷的乾隆本一样，并无吴谷人的序。如果这个本子是在屠绅知情的情况下印行，他已有增订本，为什么还要印这个十二卷本？又为什么不将吴谷人的序放上去？若说这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盗刻，则坊贾又何不刻二十卷的增订本并用吴谷人的序作宣传呢？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前面的版本叙录部分，就会发现，增订本出来之后是不应也不会再有十二卷本的《琐（虫+吉）杂记》问世的。这个活字本会不会是在乾隆本出来之后增订本出来之前盗刻的呢？可能性也极小，因为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乾隆本尚未正式面世，而所谓增订本六十年仲春就已印行，除非两种本子是在同一时间里运作的。显见得从十二卷的木活字本到二十卷的增订本，中间应该有一段时间。
　　以上五个方面都说明这个增订本可能并不存在，而这么多的“可能”加到一起，则应该能说明这个本子是不可能存在的了。
　　第六，如果说上述这些理由还不够充分，则书中钱塘姬殳父序里“念万里之将还，尚一编之不置”一语，便更明白露出了坊贾作假的痕迹——屠绅若真在乾隆六十年又出了个增订本，即使吴谷人因为序已给屠绅而不能将序中的“念万里之将还，尚一编之不置”一语加以修改，屠绅当不致如此胡涂，不作更改就付梓，以致出现一边以增订为号召，一边又说“念万里之将还，尚一编之不置”。出现这样的矛盾，只能是书贾作伪疏忽所致。这应该说是最为明显的乾隆六十年并无一个增订本《琐（虫+吉）杂记》的硬证！
实际上不要说这期间屠绅无暇增订此书，就是终其生他怕也未能增订此书。因为乾隆六十年他已远赴寻甸，旅途漫漫，多需时日；离任日久，政务必须补理；到嘉庆元年，他又改迁广州“通守”，并开始写作《蟫史》；完成《蟫史》，则已到嘉庆五年（《蟫史》嘉庆间原刻本有上章（氵+君）滩余月小停道人序）；而“辛酉（嘉庆六年）春夏间”，具体说，最迟在该年的四月初九日以前，他又已在京师候补，与师范诗酒往返；而不久他便离开了人世⒄。
　　而且，若屠绅真增订并于乾隆六十年或其在世的某一年出版了增订本的《琐（虫+吉）杂记》，按照屠绅的性格（他是不讳言自己作小说的，这从前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及他与师范之间的关系，他与师范重会京师之时，当不会不相告；师范若知道，在其《同人小集寓斋，笏岩师有诗纪事，依韵和呈》《四月初九日京师小集，席间步笏岩师韵》等作品中，则又不会不赘上一笔。师范的《荫春书屋诗话》就曾记着发生在丁酉年(乾隆四十二年)的一件事：
　　　　今寻甸刺史屠笏岩先生，予甲午实出其房闱中，一别音问弗通，丁酉春，晤于都门，示予所迭东麓少寇蛇字韵诗七章，予以一夕次答，先生喜极，且有见赠之作，……时以铜差留滞寓邸，吟祀灶词十……拟以付梓，予力阻之，乃不果。⒅
　　我在前面还说过，乾隆五十三年，屠绅也向师范出示过尚未刻印的《琐（虫＋吉）杂记》，后来又多次向友好说过有此书；《琐（虫＋吉）杂记》刊出后，他也很快就将书送给了自己的好友。但师范的作品中并无这事的点滴记载，屠绅的友朋如洪吉亮等也都无半语提及。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乾隆十二卷本题“竹勿山石道人着”，中华书局藏二十卷本亦题“竹勿山石道人撰”，但石渠阁本却不题撰人，而在序中指出书作者是“黍余裔孙”，为什么？可能是石渠阁本虽据二十卷本的《琐（虫+吉）杂记》略加改纂梓行，但编印者却并不认为所有的作品都出“竹勿山石道人”之手，否则，“黍余裔孙”一非屠绅之别号（把“黍余裔孙”误作屠绅之号是石渠阁本出来以后的事），二来名不见经传，并不比“竹勿山石道人”名气大，从牟利的角度，坊贾似不需更换名称，且更换了又不署到书的卷端。申报馆本则直署“黍余裔孙编”，而且将石渠阁本的“序”“跋”全部删去，可见申报馆主其事者知道有部“竹勿山石道人着”的十二卷本《（琐（虫+吉）杂记》，知道这十二卷本中并没有石渠阁本中的那篇“钱塘姬金麟”的序，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原跋（他似乎未见到二十卷本的《（琐（虫+吉）杂记》），他也认为这二十卷本的《六合内外琐言》并不都是“竹勿山石道人”的作品，当然也不都是“黍余裔孙”所作，而是两人作品的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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