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                        

彭 令
   
前 言

    拙作《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以下简称《发现》）中所称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载录于《钱梅溪手稿》“杂记”册中，而《发现》却未介绍藏钱泳手录卷五佚文的《钱梅溪手稿》“杂记”册概况，难免使读者有突兀之感，本文先补充介绍之。
    笔者所发现的《浮生六记》卷五佚文，为清代著名学者钱泳手录；佚文藏在《钱梅溪手稿》“杂记”部分之中。该“杂记”册，为竹纸本，经折装，每半叶高25厘米，宽15.5厘米，半叶12至14行不等，行29至36字，佚文共计18面，约6200余字；另有钱泳自撰的“浮生六记”条目及其它笔记草稿（含《履园丛话》条目底稿）10面，整部册子合计共28面。拙文《发现》所附之图，仅图三、四、五、六为钱泳手录《浮生六记》卷五佚文书影，图一、二、七是钱氏自撰笔记条目草稿书影。
    拙文《发现》发表后，于《浮生六记》有研究的多数专家学者，给于了肯定的评价，也还有些存在疑问，本文再作补充考述。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钱泳抄件收藏者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仅限公布拙作《发现》中的佚文资料。实事求是地说，钱泳所录有关沈三白随使琉球的笔记，若能全部原样影印，公之于世，那是最有力的“铁证”，但我的考略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进行。
    在这篇《考略》中，我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除一些尚存疑问的学人的疑问：

一、并无其他资料来源及钱泳自创的可能

    （一）这些佚文可不可能是钱泳自己的创作？
    钱泳《钱梅溪手稿》“杂记”中关于琉球的记载，详细生动，比如描述琉球国中山王府的宫室：
        随见万木排空，墙垣密布，最高处宫殿巍峨，已至中山王府矣。府门西向，上有敌楼。进门折南，渐高数级，有门北向。旁有一泉，凿龙首，嵌石中，泉从龙吻喷射而出，此中山之瑞脉也，名曰瑞泉。上有门，即名瑞泉门。门上有滴漏台。再折向东进第三门，平坦广阔，并列三门，南向，势甚雄壮。进门即为王殿，有一甬道，甚宽广，铺紫色石大方砖。又进而为正殿五间，台阶宽丈余，约高五尺许，以白石栏围之，分坡级为三道，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殿中无宝座，而有一台，高仅尺许，曰临政台，围以朱漆栏，亦铺脚踏绵，与庶民居室相等。后设金围屏一座，其上即御书楼，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尽悬于上。两旁便殿廊房，东西各三统间，为天使宴饮之所，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悬挂两旁。启其后窗，可以观海，彩梁朱柱，古朴而华。台阶之中，另起御案三座，东首西向，设开读台，高丈余。甬道之中，设国王拜位，以草席为之，四周镶红边而已。（见拙文《发现》图四）
再如记述琉球国演戏的情形：
        琉球国亦唱戏。天使至，则于便殿前，搭戏台一座，高与阶齐，方广三丈许。后场有大松树一株，枝飞檐外，有彩无灯。歌舞者非伶人，皆国中搢绅子弟为之，年皆十六七，无有老年者。其开场无锣鼓，但闻场后连打竹板声，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披深黄色大襟衣，有似鹤氅，束蓝带，手执藤杖，白须飘然；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枝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有童子摇鼓穿绕其间，歌声从后场而出，不吹笙笛，用弦索和之，场上启做关目，说白而已。此为彼国天孙氏开辟琉球，歌舞太平故事，名曰三祝舞。又闻竹板声，扮出四童女，髻插金凤花，额束紫绡帕。披大红衫，其长曳地，外罩板金镶元青纱背搭。各持折扇二柄，鱼贯而出，歌舞而退，此谓扇舞。
    下开传奇一段，名曰《天缘奇遇》……（见拙文《发现》图五）
    像这样的文字，非亲历其境的人是无法写出来的。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会认同。钱泳本人未去过琉球，这些文字非钱泳本人创作，应该十分清楚，无须多说。
    （二）沈三白以前，有没有人写过这样的文章？
    1，钱泳所录佚文，开篇即说“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正使为齐太史鲲，副使为费侍御锡章。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见拙文《发现》图一）可见，钱氏《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所载有关琉球的内容，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沈三白随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这一事件紧密相关。另外“杂记”中还有“自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册封琉球时，传谕（红衣人）不准入馆，遂为定例”的话，而以下即写及红衣馆、红衣人，这也说明，这里所记，是嘉庆五年以后到钱泳写作此书之间的事，否则，不会将这些事实，当作奇闻详细描写，而且如此安排。这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该书关于琉球的记载，出自嘉庆十三年齐鲲等出使前其他文献记载的可能性。
    2，查明清两代，共二十四次遣使册封琉球。钱泳以前（关于琉球）的主要文献略列如下：明代有陈侃《使琉球录》一卷、谢杰《使琉球录》六卷、夏子阳《使琉球录》上、下卷；清代有张学礼《使琉球记》一卷、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六卷、《游山南记》一卷、周煌《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李鼎元《使琉球记》六卷。它们绝不会是《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关琉球文字的本原（下文还会论及），因为那些记载大都十分简略。有兴趣，肯下功夫考证的读者，若肯去细检一下上列文献，并与钱泳所录的佚文细作比较，肯定就会明白。
    （三），钱泳《钱梅溪手稿》“杂记”中关于琉球的记载，会不会出自齐鲲等人的著作呢？
嘉庆十三年，使琉球者所留下的其它相关著作，经查考，有如下五种：齐鲲与费锡章撰《续琉球国志略》五卷，有清嘉庆间武英殿木活字本；齐鲲撰《东瀛百咏》一卷，有嘉庆十三年知今堂刻本；费锡章撰《一品集》二卷，有嘉庆十四年与十八年恩诒堂刻本；费氏另撰《来鹤堂文集》不分卷，亦有清刻本传世；费氏又撰有《赐砚堂诗存》，未见传本。
    《续琉球国志略》是典型的官样文章，与钱泳所录的部分内容思想（如逛琉球妓院）大相径庭；《东瀛百咏》、《一品集》与《赐砚堂诗存》均为诗集，非记述文字；《来鹤堂文集》仅稍有涉及使琉球之处，也皆为官腔官调。
    另外，检阅清代出使官吏对琉球红衣人的态度与“政策”，我们还会发现，上述钱泳所录佚文，与官方文献记载的要求，思想行为，都大相违背。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始，出使官吏即下令驱逐红衣人，禁止出使人员与之交往。周煌是乾隆二十一年册封琉球副使，前文提到他撰有《琉球国志略》，其中记录：
张学礼录女子有不嫁者，离父母自居，专接外岛贸易之客。女之亲戚兄弟，毋论贵贱，仍与外客序亲往来，不以为耻。臣兹役甫至，风闻土妓甚众，谓之侏，实则“倾城”二字之音也。外岛且更继至；因移书唐荣总理司，谕其善为驱逐，毋令蠱我华人。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册封琉球副使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写道：
        饬从者各安执事，无妄出入。谕阍者严启闭，差遣则付以签，阍者验收，无签而擅放，责阍者。闻球俗有红衣土妓，谕令驱逐，无附近使馆，蠱我从人。
    钱泳所录佚文，记述琉球红衣人的文字中，还提到了嘉庆五年禁令，即其时（嘉庆十三年）定例（制度）：
        向例，每天使至国册封，准诸妓入馆伺候。自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册封琉球时，传谕不准入馆，遂为定例。
    由上列文献可知，遣琉球国使团，自乾隆二十一年起，即防备着红衣人“蠱我华人”；红衣人不准入天使馆，在嘉庆五年且成为“定例”。从官样与“大道”来看，乾隆以下的出使官吏，包括齐鲲等，是不能逛红衣馆的，即使有人违令，至少也不敢公开逛，更不会也不敢写出详述红衣人与红衣馆的文字，并使其流传于世，自找麻烦的。
    要之，不仅《琉球国志略》等嘉庆十三年以前的文献不会是《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关琉球文字的本原，钱泳所录佚文出自齐鲲等人这种可能性也完全可以排除。
     沈复却不同，“可注意的，他（沈复）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 这些记述赏妓嫖宿消魂的“色情”文字，出现在“无所存心”、“不知避忌”的沈复笔下，则很自然，而与情理相合。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钱泳所录记述琉球国红衣人与红衣馆等佚文，只可能是沈复的手笔；沈复传世的记述性作品，又仅有《浮生六记》，佚文自然也就只能出自《浮生六记》。

  二、文字内容风格与《浮生六记》相同而与其它相关文章大异

    （一）整体风格与沈三白《浮生六记》的文字相同。
    沈复行文，笔墨轻灵，笔致细腻，简洁生动，俞平伯先生有如下的评论：
        即如这书（《浮生六记》），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一篇描述琉球国红衣人（妓女）与红衣馆（妓院）的佚文：
        中华人每到红衣馆（按：即琉球国妓院），有赏识者，即声价十倍，定情合意后，必赠一银簮，带之以为荣。盖民间俱用角者，惟妓女得中华人赏给，始准带耳！其款式如荷花瓣而脚长，每枝重五两。其装束百般，总无一定，有著白地青花衫，微映大红抺胸者；有著五彩印花衫，束紫绉纱汗巾者；有(着)绿地五彩白花衫，束大红文丝带者；皆薄施脂粉，丰致嫣然，令人消魂。（见拙文《发现》图六）
    这篇文章，笔致细腻，胆子亦大，正合俞平伯先生对《浮生六记》前四卷内容的评价：“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无酸语、赘语、道学语”②。
    另外几篇佚文，也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上述沈三白文章的整体风格。比如上引描写中山王宫室和描写琉球国演戏的情形的文章，文笔莫不轻灵生动，描写细腻，且又倜宕不群。读者只要细心品读，应该能即时立断。不再赘引。
    我们还可以拿可确定为《浮生六记》中的一些文章与钱泳所录佚文进行比较。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有一段扬州记游的文字：
        渡江布北，渔洋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一语，已活现矣。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馀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其最难位置处，出城八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方可入画。园林有此，蠢笨绝伦。而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城尽以虹园为首。折而向北，有石梁，曰虹桥。不知园以桥名乎？桥以园名乎？荡舟过，曰长堤春柳。此景不缀城脚而缀于此，更见布置之妙。再折而西，垒土立庙，曰小金山。有此一挡便觉气势紧凑，亦非俗笔。……过此有胜概楼，年年观竞渡于此。河面较宽，南北跨一莲花桥。桥门通八面，桥面设五亭，扬人呼为“四盘一暖锅”。此思穷力竭之为，不甚可取。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过桥见三层高阁，画栋飞檐，五彩绚烂，叠以太湖石，围以白石阑，名曰五云多处，如作文中间之大结构也。过此，名蜀冈朝旭，平坦无奇，且属附会。将及山，河面渐束，堆土植竹树，作四五曲，似已山穷水尽，而忽豁然开朗，平山之万松林已列于前矣。……
钱泳“杂记”佚文对琉球山川与中山王府宫室的记述：
        由先王祠东度二小岭，行于山脊，路尚平坦。民居岭下，田园绣错，竹树阴森。行三四里，始见高牌坊一座，上大书“中山”二字。过此百步，又一牌坊，大书“守礼”二字。路之中心，筑方石台，上植铁树一丛，以为来龙。随见万木排空，墙垣密布，最高处宫殿巍峨，已至中山王府矣！府门西向，上有敌楼，进门折南，渐高数级，有门北向；旁有一泉，凿龙首，嵌石中，泉从龙吻喷射而出，此中山之瑞脉也，名曰瑞泉；上有门即名瑞泉门，门上有滴漏台。再折向东进第三门，平坦广阔，并列三门，南向，势甚雄壮。进门即为王殿，有一甬道，甚宽广，铺紫色石大方砖。又进而为正殿五间，台阶宽丈余，约高五尺许，以白石栏围之，分坡级为三道，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殿中无宝座，而有一台，高仅尺许，曰临政台，围以朱漆栏，亦铺脚踏绵，与庶民居室相等。后设金围屏一座，其上即御书楼，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尽悬于上。两旁便殿廊房，东西各三统间，为天使宴饮之所，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悬挂两旁。启其后窗，可以观海，彩梁朱柱，古朴而华。台阶之中，另起御案三座，东首西向，设开读台，高丈余。甬道之中，设国王拜位，以草席为之，四周镶红边而已。……
    将上述两篇文章对读，可以发现，沈复写景状物，遵循着一定的视野顺序，一路写来，井然不紊。两篇文字，如出一辙。
    （二）整体风格与其他人的风格相异。
    李鼎元的《使琉球记》，对于中山王宫室也有颇为详细的描写：
        过中山先王庙下山，坦途里许，有水田。上万松岭迤逦而东，数里许，衢道修广，有坊牓曰“中山道”。南为安国寺，对寺为世子弟，中路砌石为墩，中植凤蕉一丛，佛桑二株。更进，又一坊，牓曰“守礼之邦”。道左有天界寺，寺西南为王茔，对茔为大美殿。……更进为欢会门，踞山颠叠礁石为城，削磨如壁，有马道，无雉堞，高五尺以来，远望如聚髑髅，始悟隋书所谓“王居多聚髑髅其下”者。乃远望，误于形似，实未至城下也。城外石崖左镌“龙冈”字，右镌“虎崒”字。城四门：前，西向，即欢会门，王宫西向者，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内之意；后，东向，为继世门；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再进，层厓有门，西北向，曰瑞泉，即每日秀才送馆之泉也。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通入王宫。更进有漏西向，牓曰“刻漏”，上设铜壶漏水。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奉神门，即王府门也。殿庭方广十数亩，分砌三道。由甬道进至阙庭，如前仪行礼毕，乃瞻王殿。殿九楹，左右夹室，一月台覆以穹亭中。阶七级，石栏周护，雕刻花鸟。殿上为御书楼，高敞壮丽，钜梯当楹立，正中悬奉圣祖仁皇帝御书“中山世土”匾额，左奉世宗宪皇帝御书“辑瑞球阳”匾额，右奉高宗纯皇帝御书“永作瀛壖”匾额。偕正使敬谨拜瞻毕，觉天章炳焕，日月光华，诚海邦世宝也。下为王听政位。中壁悬伏羲画卦象，龙马负图，立其前，绢色苍古，微有剥蚀；汪录谓非近代物，今又经百年，画亦无恙，知其保护爱惜者至矣！更衣后，国王揖入北宫，殿屋固朴，多柱础，屋梁举手可接。以处山冈，且防海飓。王宫如此，他屋可知。对面为南宫，有楼，窗尽垂帘，帘以细竹为之。隙地多蟠松、凤蕉，奇石错列。旧例，此日宴于北宫，为第二宴……
    李文的记述不可谓不详细，然其材料顺序是按自己行进时的所历所见先后来安排的，缺少变化，亦缺少灵气。赵苕狂认为：“他（沈复）的作游记，与其他人们不同，并不喜欢连篇累牍的，作上一种记帐式的文字；只是对于一山一水，很概括的而形容上几句。而这些形容的话，却又似‘老吏断狱’一般的，一点儿移易不得！加以，他于此等地方，很有上一种独立的精神；不论哪一个名胜之区，他不品评则已；一品评得，总是在他自己的直觉下面再经过一番邃密的审度的，决不多采前人所发表过的意见。” 赵的意见是对的。
    《浮生六记》风行以后，有人伪作《中山记历》，亦有中山王宫室描述。因为文章亦写得十分详细，非亲身所历者莫办，所以，一开始亦迷惑了一些人。然而人们还是从文章的风格发现可疑，以为非沈三白之笔；以后找到了李文，进行对照，发现这些文字原来完全是抄袭李氏《使琉球记》之相应记述而成，录如下，以便与上面所引的相关文字进行比较：
        上万松岭，迤逦而东，衢道修广，有坊牓曰“中山道”，又进一坊，牓曰“守礼之邦”。…… 更进为欢会门，踞山颠，叠礁石为城，削磨如壁，有鸟道，无雉堞，高五尺以上，远望如聚髑髅。始悟《隋书》所谓王居多聚髑髅其下者，乃远望误于形似，实未至城下也。城外石崖，左镌“龙冈”字，右镌“虎崒”字。王宫西向，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向之意。后东向为继世门，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再进，层崖有门西北向，曰瑞泉。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更进有漏西向，榜曰“刻漏”。上设铜壶漏水。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奉神门，即王府门也。殿庭方广十数亩，分砌二道，由甬道进至阙廷，为王听政之所。壁悬伏羲画卦象，龙马负图立其前，绢色苍古，微有剥蚀，殆非近代物。北宫殿屋固朴，屋举手可接，以处山冈，且阻海飓。面对为南宫。此日正副使宴于北宫……
    这个比较，大约亦可说明，我在文章开头所说，钱泳不可能做这样的文章的证明——这篇写得详细的伪作，伪作者虽未身历其事，其原作者却是亲历其境的。
    沈复行文，文辞洁媚，趣味隽永，使人感觉到有形有色，仿佛觉得是在他的亲引下，愉快地游赏，悠闲地享受。这是沈复文笔的独特之处，更是其本质的艺术风格。这种感觉，莫说从李鼎元的笔下找不到；从其他人的笔下亦找不到。
    （三）用语习惯、特色与可确定为沈复作的《浮生六记》中的篇章相同。
    佚文中有一段写琉球国红衣人的文字，拿他与今传本《浮生六记》卷四中，描写鸨儿与妓女的文辞细作比较，可以看出，有许多用语习惯、特点相似的地方。
    譬如：
    1，佚文“……有着白地青花衫微映大红抹胸者，有著五彩印花衫束紫绉纱汗巾者……” 与卷四“有着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句式同类，语言风格一致。
    2，今传本《浮生六记》卷四与佚文中，作者描写人的穿戴，都习惯用“插”、“披”、“束”等字，随手列出卷四描写鸨儿的文字：
        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鞋，式如梨园旦脚……
佚文中这样的用词习惯与之完全一样，比如：
        ……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披深黄色大襟衣，有似鹤氅，束蓝带，手执藤杖，白须飘然；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枝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闻竹板声，扮出四童女，髻插金凤花，额束紫绡帕，披大红衫……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找出不少，为省篇幅，不赘引。我们虽然难以仅凭此种比较就确定什么，但是若是将这看作一个旁证，大约还是可以的，至少它能给人启发、提示。

三、抄写的条件

　拙文《发现》中已考证，钱氏抄录卷五的时间约在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林语堂先生在英译《浮生六记》时，曾推断：“所以这书（《浮生六记》）在一八一0至一八三0年间当流行于姑苏”。 据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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