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序言

“又一本！”這可能是《紅樓夢》愛好者看到本書的第一個反應。“有什麼特別？有什麼新意？”這可能是第二個反應。
　　讀者如果想迅速掌握本書的重心，可以先看本書的結論。本書的特點在於以西方文學理論為架構，追溯《紅樓夢》由產生到被接受的真相，並考察作者、文本、讀者三大關鍵與詮釋活動的關係；書內所援引的理論範疇主要是author-centred criticism (author function), textual criticism,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也就是作者功能理論、文本批評、讀者反應批評, 而益以符號(semiotics)的理念。貫穿各章的主線是尋繹詮釋活動以什麼方式進行，並追蹤意義衍生的過程和規律。因此，也可以說本書是在嘗試做“元批評”, 或者“後設紅學”。
　　至於書外的情況，例如本書的緣起，現在就借這篇序文回顧一下，同時我也想交待這部書稿的寫法。
　　關於本書的緣起，可分近因和遠因兩個方面。先說近因。我目前手頭上有幾部書稿，其中三部以《紅樓夢》為中心：一、《紅樓夢英譯評議》；二、《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三、《紅樓夢譯評之研究》。第二部書稿可以說是源自第一部。起初，我進入香港大學研究院跟隨黃兆傑老師做研究，是以《紅樓夢英譯評議》為目標的。
　　事情卻這樣發展：為了準備撰寫研究生畢業論文《紅樓夢英譯評議》，我得把《紅樓夢》原著讀得爛熟﹔環繞着原著的各種基本問題，我也必須弄個明白，例如《紅樓夢》有哪些版本、哪個本子更接近“作者原稿”，等等。如此一來就有了橫逸而出的契機。當時，我剛修讀完黃兆傑老師講授的“文學評論”這門課，吸收了不少中、西方文學理論的知識，於是，面對種種紅學問題，我心裏沛然湧出好些意見。再加上，我留在港大研究院那段日子，同門師兄李焯雄、林光泰兩位都愛研治西方文學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我豈能不受薰浸刺提？結果，我率先寫成了《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我應該感謝黃兆傑老師給我這樣的自由。
    至於遠因, 我想這部書也可以溯源於我唸港大一年級的遭遇。當時，中文課程是專門實習怎麼標點清刻本《詩毛氏傳疏》（《詩經》學的一支），英文課程則由張美美老師教授莎士比亞名著Hamlet (《哈姆雷特》)，這兩門課雖新鮮，但困難，英文課程尤其艱深，因為入學之前，我完全沒有接觸過英國文學。以我當時底子之弱，要用英語寫論文論莎劇，豈能輕鬆？然而，就因為要硬攻這一科，我注意到一本書：Weitz, Hamlet and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Criticism. (《哈姆雷特與文學批評的哲學》)。此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反正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也就有點動念，想寫一部性質相似的書稿，對像改為中國文學，只是當初沒有預想到會以紅學為題。
    上面所述的緣起故事，好像是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一股腦兒“襲人”，仿似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翻書給我讀，要我為祂濡墨揮毫……。結果，這部書稿大量吸納西方詮釋理論的精華，這個特點，讀者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也難免有所質詢，例如“是否妥當”之類。既然這樣，理論運用的問題我也不能不先交待一下。首先，這個學術範疇，活脫脫的大好園地，為什麼前賢不去經營耕耘？是不是運用西方理論有什麼危險呢？關於這一層，我想起一個小故事：二零零二年, 我參加香港大學“明清學術國際研討會”, 會後，碰巧與香港嶺南大學的馬幼垣教授同坐一車(旅遊大巴), 路上沒事可做, 就劇談小說版本問題來消磨時間。馬先生一時興起，問我要不要參加嶺南大學舉辦的小說戲曲研討會？如果參加, 題目又是什麼？我說我想借鑑西方一些學術經驗和理論來分析《紅樓夢》的文本問題。馬先生聞言大發議論，痛詆某些人套用西方理論時生吞活剝, ……。我聽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後來我還是按照原本的構思將文章寫好提交給嶺南大學(就是本書的一節), 看看馬先生有何反應。不料在大會上馬先生對拙文未予指摘, 其他參加會議的學者專家也沒有挑出什麼毛病來。對此，我自我安慰道：大概這篇論文還過得去吧……。實際上, 我對“硬套理論、削足適履”的做法早已甚為忌憚。知道馬先生的預警後, 我當然加倍謹慎。我也在另一個研討會上見識到龔鵬程先生如何重炮抨擊硬套西方理論的人。因此，西方理論這個環節我從來不敢掉以輕心。本書援用理論時，主要是借西方學者觀察問題的角度，注意吸納其中精華，而避免“理論先行”, 也絕不整套兒照搬照用。本書是不是真的做到這一點，有待讀者來評判。
　　我始終沒有迴避“西方”，也沒有放棄“理論”，主要原因，是希望本書有比較堅實的學理基礎，不致於像某些談紅著作那般無甚章法，師心自用。其次，我既處於中西方文化交匯之地, 也願意做有系統的新嘗試，看看在西方學術視野中, 紅學是怎麼一回事。
    讀者也許會問：“這書既然不是意在‘硬銷’理論, 那麼, 到底你做了些什麼？有何特色？”關於這一層，讀者可以馬上查看本書的導論和結論。我不妨在這裏特筆勾勒本書的寫法：本書有些章節接近於discourse analysis, 也就是詮釋上的“論述分析”。
    簡化來說，論述分析所關注的是檢討紅學家怎樣利用論述手段和詮釋方法來推陳、包裝他們的論點。事實上，不少紅學觀點都借助論述手段甚至是語言暴力來“成就大業”、佔據要津。比如，我們可以從《紅樓夢問題討論集》找到不少“雖然……但是……”之類的話語。我們想問：為什麼有些《紅樓夢》的內容被列入“雖然……”的一方？另一些則歸入“但是……”的一方？這樣劃分的原因，實在是值得追究的！那麼多的“雖然……但是……”，到底論者排拒些什麼又想掇拾些什麼？再如，紅學探佚文章中“可能”、“也許”、“大概”、“似”、“似乎”、“或者”等詞使用頻率到底有多高，讀者有沒有注意到？再如，有些紅學專家，名為考證大師，實際上所做的，頗近於巧言如簧舌粲蓮花的詮釋，其修辭之工巧令人難以區分何為考據何為詮釋。至於參加“找尋原型遊戲”的人, 專愛講《紅樓夢》小說中某角色“就是”是歷史上某某人、“必然”是歷史上某某人……。又比如，許多紅學家實際上是在做“作者心理重建”，但張三也來重建李四也來重建，哪一家的說法較為合理？於是，為了增加“重建”的論說力量，論者會使出“撥用”、“前景化”、“淡化”、“取其所需”、“循環論證”等論述手段詮釋手段，自許隔代知己，將《紅樓夢》作者“打扮”成他們心目中想要的形像，以便推衍他們那一套“紅學”。二百多年的紅學史上，這種現象屢見不鮮。如果不予挑明，讀者多半要目迷五色。總之，從論述分析的角度剖析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到紅學傳記說、索隱派學說和“馬、列紅學家”相同的一面(手段上的相同), 儘管他們研究《紅樓夢》的結論是不一樣的。
　　本書也會使用一些“不夠專門”的詞語來形容某些紅學現象，例如稱作者為“千面英雄”，稱論者的手段為“神聖化”、“邊緣化”、“利用歷史空白”(即“以不存為證”)等等。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以簡練通俗的語言一針見血地挑破芸芸紅學家到底用的是什麼論述手段。打個比喻：許多人看關公過五關斬六將，只愛看重那數字上的業績如“五”呀“六”呀，但是，我卻偏偏要聚焦於關公是怎麼“過”、如何“斬”。換言之，我認為那動作、那過程、那手段，才是更值得注目的大關節，因為，不少炫目動聽的“紅學偉論”實際上都是寄生在論述手段上。我禁不住要來一個“論述分析”，透視它們的原形和脈絡。事實證明，也正是藉“論述分析”，我們看到紅學中的“暗渡陳倉”、“附加解碼”(overcoding)、“過度詮釋”和“詮釋的暴力”。本書以看清紅學真相為本願，紅學若需改弦易轍，也留給別人去做。
    經過多年的觀察和考析，我發現近代紅學的發展竟然是環繞這樣的軌道進行： author --> authorship --> authoritative texts --> authority --> authorization。表面看來，好像我態度輕佻，師索隱派之故技，大玩文字遊戲。實際上，如果讀者有耐心讀完我這部書稿，多半會同意：涉及重大爭議的許多詮釋問題，確實都落在這條軌道的某一點上。這一詮釋之鏈的長期存在, 正反映我國詮釋觀念中作者決定論的力量是何等強大。胡適考證以來，紅學漸成顯學，接著又捲入意識形態之爭，成為名利的津梁，於是，詮釋者群起爭奪詮釋大權、競逐interpretive authority(詮釋的權威)，文本考證也就離不開著作權(authorship)和權威文本(authoritative texts)之爭。於是，強作者(author)以就己、挾作者以自重(authority)的行為, 屢見不鮮。
　　站在史家的位置看去，許多詮釋者只不過是自我授權(authorization)而已。有些人恐怕是刻意這樣做，有些人是無意識地依樣畫葫蘆，或者另起爐灶，借“新”作者以圖消解舊論點。換句話說，“言必稱作者”往往就是一種論述策略(discourse strategy)。這樣看來，筆者採取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來觀照紅學史，絕非無的放矢。至於筆者這種做法成效如何，那是另一回事，有待讀者細讀本書內文後作一評判。(具體情況不是我在這兒幾句話可以撮述得了的。)
　　近年來，內地紅學界的“詮釋權”、“詮釋權威”之爭漸趨激烈。筆者僻處海疆，獨學無侶，冷眼隔岸觀火之餘，或因此而更能保持學術客觀性也未可知。
　　本書的一些章節，蒙編者青眼，曾在《紅樓夢學刊》、《明清小說研究》等學報發表，也有一小部分在香港、台灣的報刊和論文集上刊登過。收入本書之前，當然經過改善提升, 不再是舊模樣。為求謹嚴，本書附加了一千多條註釋，有時候倒顯得過份細針密縷。又，本書未能兼顧之處，第一章已有交待。
　　本書醞釀期間，處於單槍匹馬的狀態，對學術問題的處理，只能自行揣摩而行。書成之後，卻得到梅節、陳慶浩兩位學人熱心的幫助。其中, 陳先生親撰推薦信寄北京。梅節先生除了為我聯繫推薦外，更細讀拙稿，寫上旁批。梅先生學問淵博，本書吸納了他一部分意見，得以更上層樓。對於兩位先生，我真不知如何報答。此外，還有兩位女士促成本書的出版：殷夢霞女史為拙著的面世出了大力。她的責任感和辦事效率，北京城出版界罕有其匹。另一位是呂啟祥老師，十幾年來我們極少聯繫，只見過三次面，但她對我的研究工作多所支持。我發表在內地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由她邀約的。她多次鼓勵我要將文章結集出版，以廣流通。我想借這個機會向兩位女士致謝。二零零七年七月洪濤記於香港城市大學紫區語文學部。LSTAO@cityu.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