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的林纾研究，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总览2010年世界林学，可见林纾的研究已经不囿于国内及对他的翻译的有限探讨，开始朝文化透视、多元综合的方向迈进，并愈来愈为世界各国、神州各地学人所青睐。
关键词：2010年；世界；林纾文化；研究；综述

　　
　　2011年4月20日，笔者使用学校图书馆资源搜索“林纾”，万方网共找到75篇符合条件的论文，清华同方网是45篇。而3月24日在中国知网数字出版物超市搜到的是96条，包括了报纸和会议上出现的相关文献。加上个人经眼的书籍和海外专家邮来的期刊、论著，笔者搜集到的2010年林学文献达100多项，已经大大超过了往年。
　　

一、对林纾文化立场的再认识

　　河北师大张俊才教授在福建工程学院学报发表《林纾的“中学”观》、《林纾的西学观》二文，[1]并在《林纾文化立场的再认识》中总结指出：“林纾的文化立场仍可以用‘中体西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但‘体’的含义是强调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独有价值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性必须坚守,‘用’的含义是强调西方文化可以激活中华文化并使之实现现代转型”，表现出林纾试图儒化西学或者援西学以入儒的意图。在赣州中国近代文学年会上，张教授提交了《林纾：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今仍持新文学立场的学者否认林纾为保守主义，理由是西方此派保守的是自由的传统。张教授认为不能胶柱鼓瑟地片面理解这个概念。应该说中西方的传统拥护者，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保守他们认为“美好而有价值的传统”。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要保的是自由，而林纾保的则是古文，孔子主张的伦理等传统文学/文化中美好的东西。
　　九江学院姚建平、龚连英肯定林纾的儒者人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认为林纾虽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 但始终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反对解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淮南师院胡焕龙教授认为历史歧路上的“伤心人”林纾，晚年以“情－礼”调和的言情小说建设他心目中的“和谐王国”，企图以此寻求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坐标。
　　广西马德翠博士探讨了林纾的女权思想和国民性焦虑，认为他对国民性的剖析，甚至触及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并且还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和途径。林纾的女权思想始终扣住“女学”这个关键字眼，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接近女权主义的核心。

二、对新旧之争中的林纾的评价

　　1、否定方  《社会科学战线》上《1919年：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新青年〉6卷2号一则“启事”背后“史实”考辨》一文，说林纾“把北大和《新青年》捆在一起打”，蔡元培极力辨明的是攻击者“混为一谈”，制造种种“谣言”，显得十分被动，不同于《每周评论》设《特别附录》汇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27篇文章的正面反击, 也与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汇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以正视听有别。联系《〈新青年〉编辑部启事》发表后半年多时间里新文化的走向, 可以看到, 这则“启事”所预示的校与刊结合的“中止”, 又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分化的表现, 新文化开始发生“分流”。
　　吉林大学张福贵为“文化五四”辩护，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化结构并不只有激进反传统一边, 还有激进保守传统一端。保守传统同样是可以激进偏执的。不仅有激进的左翼, 还有激进的右翼。对于传统文化的维护, 与当下政治权力一起构成文化专制和思想暴力。如林纾著小说《荆生》攻击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转载该小说, 并在编者按语中称荆生乃是暗指徐树铮，“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
　　樽本照雄、陆建德等中外学者近年作文为林纾叫屈，认为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是陷林纾于不义的一种手段。《同舟共进》上南京大学王彬彬先生《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一文“以为是有些不妥”。他谈到，“即便林纾主观上并没有以‘荆生’暗指徐树铮之意，新文化人士也有足够的理由，从‘荆生’想到徐树铮。说新文化人士将‘荆生’认作徐树铮是一种‘运动之术’，那才真是厚诬了新文化人士”。
　　孙玉祥《现代文人的隐与痛》一书的开篇即坐实此事，认为“伟丈夫”正是北洋三杰之一徐树铮。由于他的冤死，“林纾想借武力来行文化专制的希望当然也就成了泡影”。次篇又把他跟梁实秋捆在一起揭批，说他们都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典型的狐假虎威与狗仗人势”。
　　《陈独秀抨击“桐城派”探因》一文认为陈独秀抨击“桐城派”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以林纾为代表的“古文”势力成为了现实阻力，对林纾和桐城派的批判成为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的《新青年》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新青年双簧戏的主角之一钱玄同偏激思想也得到考究。《游移于互助与竞争之途》认为“林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对抗新文学的西化是偏激”，而钱玄同“以偏激的姿态剪裁进化理论，而被简化了的进化理论又助长着他偏激的思想言行”，其偏激姿态与进化思想可谓相生相长，促成了他参与运作“双簧信”宣扬文学的新旧对立等等。
　　2、肯定兼否定方   王学斌《另一半的“五四”》觉得“五四”当时的文化版图，并非只有新文化战士一马独行，挥洒激情，而且那些旧士人也组成了另外一番光景。林纾“笑骂由他我自聋”，按照北京俗话讲，这老头够“轴”的！有股子十头牛拉不回来的倔劲。既表现在拒绝为当国袁氏的捧场上，也显现于孤身一人同陈独秀、胡适、上演 “苦肉计”的刘半农、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舍得一身剐之时。
　　南开大学耿传明先生《决绝与眷念》第三章指出林纾与“新青年”派的文化对峙，是生活于两个世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不管是信奉传统主义一元论的林纾，还是追求新的价值一元论的“文治主义”的“新青年”，都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性以及内部的冲突，缺乏充分的了解和体认。[2]论战双方显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确保公平讨论的公共空间的重要。
　　3、肯定方   季雪、余霞《再评新文学论争中的林纾》认为林纾与对手的此次论战，对白话文的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备受指责的林纾的评价和此次论战的动机与目的，都要放在历史和政治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和评价。
　　程巍先生《谁领导了1916-1920的中国文学革命？》（《中国图书评论》第3期）指出，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把持的北京政府的时间（1916年6月-1920年7月）与文学革命从发起到成功的时间（1916年8月-1920年4月，或按胡适的划分，从1917年1月到1920年1月）并非偶然重叠。而后来胡适建构的一部中国文学革命史，却把文学革命的宏大场景中的一个小小局部（《新青年》或北京大学）无限放大，放大到足以遮蔽全景的地步，文学革命就变成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而革命真正的领导中心匿而不见了。林纾与安福系首领徐树铮确有师生私谊，但私谊不等于政治关系。“考据癖”患者胡适为他指控的“守旧势力”林纾与“黑暗势力”段祺瑞及其安福系的同盟关系出具的唯一铁证，是林纾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恰好姓荆，而荆州恰好与徐州离得不远，而徐树铮又恰好姓徐。看来，考据学也可用来发明历史。
　　李慶國先生《从诋毁林纾的“双簧戏”谈起》，提出了《對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的一點質疑》，他指出林信中提出的问题和蔡信中归纳出来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不同，简而言之，即蔡答非所问，改换概念，强化了林纾据谣诼攻击北大和新文学倡导者的蛮横无理印象。而以往现代文学史和教科书却缺少细致的比照阅读和具体分析，对蔡信“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赞誉”，造成了长达九十载的“不应有的忽略”。钱玄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的那场“双簧戏”， 长久以来一直被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津津乐道，而其手段低劣和有违程序正义则很少有人置疑。这些主流话语的描述和评价都是站在五四新文化阵营的立场作出的，手法是扣帽子、打棍子和无线上纲，对林纾的言行缺少客观描述和分析，自然也无严谨与公允可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簧戏”可谓开启了现代传媒借舆论阵地利用造假手法进行炒作的先河，对思想和文学、文化的论争也产生了负面、不良的影响。[3]
　　福建工程学院朱晓慧教授主编的《国学新读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9月）认为《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中，作者按旧习惯称他为“太史”，既表示作为遗民，不忘前清制度，也带有提请对方不要忘本，追思前朝遗爱的味道。林纾出于对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主张的不满，写信给蔡元培，希望他能以主长北大的身份，约束他的属下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钱玄同、刘半农等激进人物，“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使教育回复传统轨道。当然，在新文化全力推进、摧枯拉朽之际，林纾调和新旧思想、文白雅俗的举措只会被时人视为保守的表现。在当今国学复兴、全力参与现代化建设之际，我们方能体会老“维新党”的林纾在社会进步、西化成风的时刻，渴望青年一代守住我们民族文化之根的苦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研究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林纾》认为林纾其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不过，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一系主流话语来说，他们将林纾定位为反对派、守旧者，也是有根据的。其中根据之一是林纾当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交往工具时，林纾提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反对意见。胡适等人在后来回顾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时，有意无意忽略了林纾的贡献，片面扩大了林纾的反对意见，林纾基本上被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甚至带有莫名其妙的小丑色彩。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张俊才教授《林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争史事編年》采用最原始的治史之法，为林纾与新文化派之争做了一个“年表”，通过事件前因后果的显现，还原了以下事实：第一，林纾不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主动挑起者。第二，林纾《荆生》、《妖梦》谩骂对手过甚，但就此数次公开认错，这对孤傲的名人林纾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新文化派谩骂对手，较之林纾并不逊色，这使我们看到新文化派诸公意识深处也存在一个旧文化的幽灵，这就是封建的“王侯意识”。他们标榜“平等”，但骨子里却不承认反对者在人格上与之平等；他们推崇“民主”，在思想上却未想到与反对者展开民主讨论……林纾何以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定为首选对手呢？张先生认为主要原因不外两个：其一，林纾入民国后逐渐成为旧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其二，林纾是近代“老新党”在文学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派为了夺取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话语权，他们就必须向“老新党”、旧文学发难，这场夺权之战如果不波及到文学领域，林纾就会平安无事，一旦波及，“林纾就‘在劫难逃’，因为‘老新党’人物中，只有林纾此时还一如既往地坚守在文学战线上”。

三、对林译小说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依然是历年出现最多的，虽有彼此撞车的选题与老调重弹，终究是看点甚多，魅力无穷。
　　（1）茶花女－伊索寓言－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鲁滨孙飘流记－不如归－紅篋記－She－雨果等
　　临沂师院孙敏透过《巴黎茶花女遗事》“玛格丽特”的重塑，指出译者在处理原著的人物性格或是外貌的描写上，都制造出了和原文大相径庭的效果。中南大学刘园从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看到了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影响，这部法国小说以往很少被法语研究者结合勒费福尔的理论列专题分析过。贵州大学杨丹屏也用相同理论（Andre Lefervere）分析了林译《希腊名士伊索寓言》两则寓言背后的文化操纵和制控。
　　6篇以上研究《黑奴吁天录》的论文中，福建师大林佩璇副教授从话语修辞角度，审视了林纾翻译的归化现象，也借此探寻了林纾翻译现象的内在成因——林纾长期人生积累而形成的元认知促使林纾自然地采用归化修辞。林纾对原文的选择是有目的的，他选择翻译那些能表达他政治理想的作品（潘悦），意识形态对林纾翻译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孙艳燕）。山东大学张文龙的硕士论文引用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通过对林译《黑奴吁天录》的个案研究，证明了翻译和权力双向互动这种论题的有效性。（韩）???(Kim So-jung) 的Translation and Refraction: Reconstruction of Tom’s Cabi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认为经过林纾的再创作，《黑奴吁天录》成为一部宣扬反美帝国主义的翻译文本。再由中国留学生话剧团体春柳社改写成剧本，在东京上演，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
　　 牛津大学刘倩论述了杨、包译《迦因小传》的创造性叛逆及其相关问题，如译者为了维护女主人公的道德纯洁性而苦心经营,进行了许多删改。福州大学潘红教授指出林纾通过修辞重构，以本土的话语方式改写了迦茵形象，使译本与原著在人文精神方面产生了距离。上海大学杜俊芳着重从意识形态、诗学、译者的文化资本及经济因素三个方面分析《迦因（茵）小传》两译本异同的原因。
　　福大潘红教授从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文本视角，管窥了林译小说对中国传统叙事文体所产生的影响。她还以书中三则比喻的修辞设计为例，说明认知图式与文本的修辞建构的关系。[4]安徽师大罗奕将吕贝珈与《红楼梦》中的尤三姐对照后, 认为这两位女性人物在外貌、性格、抗争等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香港大学崔文东《晩清Robinson Crusoe 中譯本考略》梳理了从1902至1910年的各种笛福小说译本，相对于沈祖芬等更早译出的“鲁宾孙漂流记”，林译本已经易为水字旁的译名。他还对照沈、秦与林译三部译作，指出他们冲击了本土传统，也颠覆了种族主义话语。但是，译者政治上反殖民，文化上却屈从于西方，一方面改造殖民主义话语，同时又受制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安徽大学方韵运用勒菲弗尔等人的翻译思想，揭示意识形态对译者及其所译《鲁滨孙飘流记》的影响作用。
　　复旦大学邹波对林纾转译日本近代小说《不如归》之底本进行考证。日本渡辺浩司《林訳小説<紅篋記>などの原作(下）》继续探讨了林译与Headon Hill原作Seaward for the Foe、Perils of the Red Box对照下的具体情况。
     天津师大郝嵐分析了哈葛德小説的首篇中譯《She》從曾廣銓到林纾的流变，林纾将《她》更名为《三千年艳尸记》。她认为相对于曾译《长生术》，林纾对哈葛德这部名作的翻译“全面、准确得多”。
　　大阪经济大学樽本照雄先生在《施蟄存による林纾冤罪事件》中，对施蟄存在《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前言指出的林纾缺点进行了辩正，认为林纾用福州方音将雨果译成囂俄，另一部雨果《九十三年》的作者又变成“预勾”，造成不正确的译名一直被许多译者沿用的“罪名”并不成立。樽本先生的《ユゴーの漢訳名囂俄について》上下篇，对汉译“雨果”以前普遍使用的译名“囂俄”作了详细考察。指出《新小说》第1年第2号（1902.12.14）最早出现“囂俄”一名，附有作者像、英文Hugo和《小传》，同时也有译作“雨苛”的。此前日本多用雨果法语的译音ユゴー，梁启超曾据此译为“姚哥”，而“囂俄”的无名译者则是据Hugo、英译ヒューゴ译出的。
　　（2）严复、鲁迅、庞德等与林纾的比较
　　5篇在“译才并世数严林”上做比较的论文，肯定严林的翻译为成功的翻译（刘明），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苏超）。他们采用的翻译策略符合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观点（许春翎），知识背后的政治塑造了二人的中国文化身份（李扬），大多数读者的普遍认可，确保了他们最终取得极大的成功（刘明）。
   “痴迷”后又“背离”林纾的鲁迅，两位大家“无论是从文化造诣还是在文坛上的影响力来说，都不能相提并论”，但“却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有了一种在形式上貌似完全相反在本质上却一致的某种契合”，因为他们都出色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异曲同工地把翻译变做了推动中国进步的工具（陶兰）。从林纾、鲁迅的翻译可看出翻译批评具有多重视野的必要（刘云虹）。
　　从文化视野比较中西译坛奇才林纾、庞德，发现他们的翻译策略虽然有别，却都推动了本国文学的发展，且对20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贡献甚巨（袁素平）。
　　（3）各种方法论视角下的林纾翻译
　　被学人用来解读林译的新方法包括多元系统理论（何红、许春翎、任娟娟、刘进军、黄雅兰等），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边立红、阮红梅、罗天靓等），巴赫金对话理论、接受美学（文月娥、孙开建等），Toury翻译规范理论（王淼等），后殖民翻译理论（刘洋等），巴西的食人主义翻译思想（崔彩卉），等等。多种理论的反复尝试，被不少论者看作是为人们理解林纾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4）林纾的“误译”（ 伪译）与“讹”
　　林纾的翻译或被称为“整理”（万宗琴），或叫作“伪译”（赵护林）。从翻译伦理的理论视域出发，能窥见林译小说中“误译”不可避免的理据（罗虹）。林译之“讹”，有无心之过，也有有意之为（蒋雯雯），后者“理所当然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吴双）。置身晚清社会文化背景，我们不能不肯定以《茶花女》为典型的林纾“创造性误译”代表了当时翻译文学的最高成就（裘禾敏）。钱钟书先生曾指出“讹”乃是翻译的本性。从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林纾的译本中的“善讹”是可以宽容、肯定甚至鼓励的（林娜）。对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钱钟书多半持肯定态度，但他对林译的态度还是“有些许暧昧的，就像评价虽够不上正统优雅的大家闺秀，却性情率直”（申星鈺）。
　　（5）综论  
　　《吟邊燕語留餘韻》一文对新文化人“双簧戏”中所涉林譯小説書、篇的命名“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它们的确很有意思，或为“纪”、“记”，或名“传”，或曰“录”，或作“遗事”、“史”、“外史”、“志异”等，大多根据小说内容灵活设定，刘半农等人仅从书名来判断，难免生出望文生义之解，肆意歪曲林译“肉麻”、“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多少”。在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百十周年之际，从林译小说书、篇名的设计、揣摩来体味林纾古文译述的那份潇洒与斟酌的踯躅，亦不失为一桩快事。
　　台州学院高万龙教授从文化的角度透视出林纾与口译者对原作的选择与反应，立足于林纾紧盯目标文化，充分考虑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在题材、内容和风格的相似性之上。他的探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林纾翻译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和重要性。 [5]
　　华东师大刘宏照博士的学位论文选择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的林译小说为对象，运用语言文化综合研究法，从七个方面比较细致地挖掘和梳理了前人在林纾的小说翻译研究上留下的问题空白。对时人热衷采用的各种国外翻译理论，他认为可说明林纾翻译小说中的某些现象，却难以解释林译小说中的另外问题。在林纾翻译策略的这个热议话题上，本文更深入地探析了与归化策略同时采用的语言策略、异化策略和注释策略。指出林纾的翻译小说，虽然以归化为主，但其中的异化策略也时有所见。在注释策略上，包括括号内加注，改原文为注释，改注释为原文，译者直接介入等等，其手法别具一格。
　　作者自省的不足主要在于“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十大林译小说’”，联系他在绪论中提及的此前唯一的林译研究博士论文，其中考察对象也限于重点讨论林译代表作（两部言情、两部世界名著及《黑奴吁天录》等），可见这未尝不是国内高校学人因袭下来的不足。

四、林纾的艺术成就

　　将林译与他的书画成就综合分析的是兰若的《林纾的译才与丹青梦》。在叙述了天赋译才与《茶花女遗事》的产生，唐·吉诃德式的古文“英雄”对新文学作家的影响后，作者又介绍他精深的水墨丹青造诣，并以其收藏的林纾山水条幅（“从无俗客扣岩扃”）为例，说明他不仅画风高古典雅，书法也是静穆妍美，风韵独到，别有文人翰墨趣味。
　　张英从1921年林琴南、张之汉赠谈国桓的两幅特写画入手，追溯三人交往的文人佳话，说明了当年张作霖出兵外蒙古平叛的背景。由林纾的《匹马从戎图》，不难见出他对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戎马书生事”的推崇。
　　林纾花鸟画创作经历了早年习画期、风格形成期、成熟期的发展演变。龚任界结合具体画作，加以探讨，指出林纾的花鸟画兼收并蓄元明清画法，超越地域界限，冶“京津”、“海上”诸派画法于一炉。
　　上海好运分析了梅兰芳、季观之等六位“小名头”的书画家的市场潜力，认为清末民初不能缺席的画家林纾，近几年作品价格有较大攀升，后市值得藏家关注。

五、林纾的诗歌古文

　　上海师大博士高兴认为林纾的古文观别具一格，他提倡“正言”和“体要”的统一，重视“意境”的营构，在价值取向上既强调“政教”效果又不忽略“娱悦”作用。尽管林纾和“五四”新文人在古文的历史价值上产生了一定的观念冲突，但两者的“风雅”之争实际上都体现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情结。
　　郑州大学刘素萍从鲜人问津的林纾山水游记文学入手，分析了它在结构模式、写景技巧、创作理论上的创新色彩，认为“在我国山水文学史当有一席之地”。福州大学卓希惠对林纾传记文史传艺术也作了探析。 
　　对《闽中新乐府》这部让林纾初登文坛的诗集，长春师院姜国、郭建鹏先生从“末世悲悯与救世之音”的角度做了剖析，指出具有维新改良精神的林纾在民族危亡之际，以“乐府”的形式传达了他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和妇女的关注，在当时的语境下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现实性和时事性。

六、林纾的文学（批评）思想

　　湖南师大赵炎秋《林纾叙事思想试探》（《文学评论》）认为林纾多方面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叙事观念，重视小说结构的系统与完整，肯定结构严谨、构思严密的作品。对于欧美小说的叙事模式、倒叙等叙事技巧，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韩洪举提交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论林纾对中外小说艺术的比较研究》总结了林纾在比较文学研究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指出他不但比较中外作品，还将自撰小说与之对比，尤其是“外外比较”（即外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小说进行比较），“是对比较这一研究方法的一大开拓”。广东商学院周小玲《林纾副文本的文学思想》从林译小说79篇序、跋、识语等副文本入手，解读了林纾以甘做“叫旦之鸡”为中心的文学思想，认为虽然没有多少理论文章，但“林纾的文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

七、林纾的教育思想

　　中国社科院毕苑女士从林纾的《修身讲义》入手，探讨了这位终身第一职业为教师的林纾在“建造常识”的近代教科书演进中曾经发挥的作用。作为科目的“修身”课，可能是19世纪从日本引入我国。它以经书为本，讲授人伦道理。林纾这门课的讲义是在他十多年授课的基础上结晶而成的，若置于从“修身”到“公民”的国民塑性的教科书演化中考察，林纾也许“没有达到”同时代知识人（如李嘉穀《蒙学修身教科书》）的高度，但身处清末民初的林纾还是有可贵的突破：他改变了古文自古没有讲义的现状。这部颇费了他一番心思的语录体讲义，时时展现林纾的个性，“有时颇为可爱”，在五城中学堂、京师大学堂预科和师范班、实业高等学堂等多所学堂讲授的效果极佳，“想来学生们一定大感兴趣，并且服气”。[6]
　　林纾的爱国教育思想也在福建工院张丽华副教授的论文中得到分析。这是她继《林纾教书人生论略》后对林纾教育成就所作的进一步探讨。

八、林纾的交游生平研究

　　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严复和他的朋友们》（三）（《名作欣赏》上旬刊12期）研究了林琴南与严复的好友关系。严复羡慕大自己一岁的林纾早中举人，这位孤独先行者的后期思想，无疑受到了与之交游的林纾等一群遗民“忠义之举”的影响。
　　柳成栋先生剖析了“林纾与东北名流的诗文交往”（《东北史地》3期、黑龙江日报2010年04月08日）。林纾居京时，与当时寓居北京的黑龙江名流交往最多最密的是成多禄，民国第一任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哈尔滨名士马忠骏、依兰道尹阮忠植等其他东北名流也多为成多禄介绍相识。他们交往的主要形式是诗书画文。目前虽然尚未有明确记载他是否到过东北，但林纾与吉林、黑龙江的社会名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为吉黑两省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李子迟先生《中国历代名人情感揭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章“文人墨客”以《林纾与谢蝶仙：花界超级“粉丝”想做教授夫人》压卷，固然可以看出社会上对林纾与现实生活中的茶花女关系的浓厚兴趣依然不衰，然衡之“苍霞精舍”办学初的历史，却是过早将京师大学堂的林纾职位预支给了当时中学堂性质的该校汉文总教习。至于谢蝴仙入籍八大胡同（这正是陈独秀遭旧派攻讦的出入之地），或许会令《秋悟生》中的榕城谢娘百思不得其解。
     福建工院林纾所苏建新对前人弄不大明白的林纾在京寓所问题，做了新的发掘，补充了永光寺街、芝麻街两处以外的另外3处：绒线胡同、棉花头条、下斜街。并说明林纾不愿在京置办固定房产的原因。   

九、有关林纾的研究文献及综述

　　樽本照雄先生80年代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本年又有第４版（CD ROM）光盘问世。输入检索词“林琴南”、“林纾”、“畏庐”，可以查到从A0052、A0059、D0998到Y1859、Z0834、Z1258的作品大量信息，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苏建新对上一年中外林纾研究状况的述评文章也赶上了年关末班车，在闽江学院学报上得到公开发表。

十、作者、刊物排行榜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外林学研究成果在两篇以上的有10余位作者：    
    张俊才（河北师大），李慶國（日本追手門大学教授），潘红（福州大学），樽本照雄（大阪经济大学），崔文东（香港大学），马德翠（广西区委党校），文月娥（湖南科技大学），刘明（浙江财经学院），柳成栋（黑龙江地方志办），苏建新（福建工院），龚连英、姚建平（九江学院）。
    限于笔者所知，中外2010年发表林学论文的刊物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八家：
    1.清末小说から（通讯）及清末小说（8篇） 
    2.福建工程学院学报（6篇）
    3.安徽文学（文教研究）(4篇)
    4.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篇）   
    5.青年文学家（2篇）
    6.考试周刊（2篇） 
    7.时代文学（2篇）
    8.赤峰学院学报（原《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篇）
　　
    总览2010年世界林学，可见林纾的研究已经不囿于国内及对他的翻译的有限探讨了。21世纪的林纾研究在头十年结束之际，已经开始朝文化透视、多元综合的方向迈进，并愈来愈为世界各国、神州各地学人所青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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