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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数语，最为当时和其后之论者所忌，以为是对劳动者的污蔑。其实，林纾说的是由口语提炼为书面语言的问题，是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最后，林纾又以时局之危殆提醒蔡元培：“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矢，甚为我公惜之。”林纾以为，作为“为南士所推”的国民党员，蔡元培当此“藩镇之祸迩在眉睫”的关键时刻，应站出来“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他没有这样做，反“使议者纷纷集矢”，助长了废除文言之风，所言是既尖锐而又中肯的。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蔡元培的《答林君琴南函》。这位前光复会领袖、“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12]的爱国女校总理（校长）的蔡元培，回避了林纾信中对时局严峻性的分析，和对他在政治上所抱的希望，却借着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轻轻地转移了话题，将林纾所指的全国性根本性大计，偷换成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针对林纾所言之“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申辩：北京大学教员，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北京大学教授，没有于学校以外发表“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北京大学之伦理学，除了反对君臣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针对林纾所言之“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申辩：北京大学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诸多课本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北大教员所编之讲义，虽皆文言，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针对林纾所言之“《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蔡元培回答：“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将“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歪曲为指摘胡适之等“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
　　三天之后，林纾在3月24日《公言报》刊出《再答蔡鹤卿书》，中说：“比年以来，恶声盈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既赐复书，足见我公宗圣明伦之宗旨，始终未背也。此外尚有何说。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统也，来书言尊孔子矣；所求者，伦常之关系也，来书言不悖伦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屏弃也，来书言仍用古文矣。轖心遂欲，畅遂无言。……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从字面看，林纾所求者，如存孔子之道统、伦常之关系、古文之不宜屏弃，在蔡元培的回信中似乎都得到了肯定的认同，林纾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纵观林纾论文言不可废之文，皆是充分说理辩难，亦是心平气和的。他最为史家诟病的是作《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事实上，这本是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1891－1934）演出的“苦迭打”双簧戏激出来的。为了扩大“废古文”论的影响，经过一番策划，钱玄同扮作反对派，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以数千言痛诋新派，却故意漏洞百出；然后由刘半农作万馀言之《奉答王敬轩先生》，针对信中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给人的印象是已批驳得体无完肤，得胜而回了。这位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隐约有林纾的若干特征，故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林纾1919年2月17－18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十三—十四）》发表《荆生》以反击之。既然对方不按规矩出牌，以近乎无赖的手段“唐突前辈”，个性倔强、素有剑侠气的林纾，站出来痛骂几声，又有何罪？况借小说以影射，历史上早已有之。唐代李德裕与牛僧孺交恶，命其门人韦瓘以牛僧孺名撰《周秦行记》以诬陷之。与李德裕之从政治上诬陷对手，欲置人于死地的鬼蜮伎俩相比，林纾所做不过是游戏文章，且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名字，何“卑劣”之有？《荆生》勾画出林纾心目中“新文人”的尊容，言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小说叙三人坐而笑语：

    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

　　虽是玩笑之作，却将三人之宗旨，概括得并不走样，颇有唐人小说之意趣。其后，忽有“伟丈夫”荆生破壁指三人曰：“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于是按田生首，以足践狄莫，取金生眼镜掷之，三人只得敛具下山。篇末蠡叟曰：“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林纾骂其为“禽兽自语”，矫为快意而已。小说因势对“孔子圣之时”论作了阐释：“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驳斥时人对孔子的曲解，与《致蔡鹤卿书》中“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是一致的，惟有浅薄之徒方得视为“笑柄”耳。
　　载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四十四—四十六）》的《妖梦》，荒唐色彩更浓。小说叙郑思康梦为长髯人所邀，往游阴曹，遂并辔至白话学堂。见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闻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皆鬼中之杰出者，入而面之。谈次问名未竟，二世曰：“足下思康，思郑康成耶？孔丘尚是废物，何况郑玄！”田恒曰：“郑玄作死文字，决不及活文字，非我辈出面提倡，则中华将被此腐儒弄坏矣。而五伦五常，尤属可恨，束缚至于无转旋地步。”结末谓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笔墨未免刻薄，非怪“新人”要勃然大怒了。话又要说回来，将对方说成妖魔，最早还是新派自己。陈独秀不是说他要“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吗？
　　撇开小说的诡诞色彩，骨子里是维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妖梦》结末蠡叟曰：“‘死文字’三字，非田恒独出之言也。英国大师迭更先生，已曾言之，指腊丁罗马希腊古文也。夫以迭更之才力，不能灭腊丁，讵一田恒之力，能灭古文耶？即彼所尊崇之《水浒》《红楼》，非从古书出耶？《水浒》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编》中之辞语，而《红楼》一书，尤经无数博雅名公，窜改而成。譬之珠宝肆中，陈设之物，欲得其物，须入其肆检之；若但取其商标，以为即珠宝也，人亦将许之乎？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说得通透，方能动人。若但以白话教白话，不知理之所从出，则骡马市引东洋车之人亦知白话，何用教耶？此辈不能上人，特作反面文字，务以惊众，明理者初不为动。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学堂既无名师，而中学堂又寡书籍，一味枵腹，闻以白话提倡，乌能不喜。此风一扇，人人目不知书，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趋禽兽一路。善乎西哲毕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无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为危险。何者？谓彼为愚，则出洋留学，又稍知中国文字，不名为愚；若指为智，则哲学仅通皮毛，中文又仅知大略，便自以为中外兼通。说到快意，便骂詈孔孟，指斥韩欧，以为伦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学。须知古文无害于科学，科学亦不用乎古文，两不相涉，尽人知之。唯懒惰不学之少年，则适为称心之语可以欺瞒父母，靡不低首下拜其言。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说，则无知者，欢声雷动矣。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瞰月之罗睺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讲这番话的时候，林纾心中是在流血。
　　《荆生》、《妖梦》由北大学生张厚载介绍到《新申报》上发表，而号称“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京大学，却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将距毕业仅有数月的张厚载开除了学籍，开了中国学术史上极坏的先例，适足为北大蒙羞。林纾见连累了自己的学生，公开承认骂人的不对。陈独秀回应道：“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到很可佩服。”[13]其实，林纾何尝是“勇于改过”？他从来坚信自己根本没有错。1919年4月5日《公言报》刊出他的《腐解》，袒露了自己“性既迂腐”的性格：

    ……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嘐嘐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 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

    当废除文言文的潮流滚滚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当口能挺立潮头，甘为其难，非林纾而谁何？《腐解》传达的卫护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忧患其失坠的心情，是极其可贵的。
    在史家的叙述中，将胡适的“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青年学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洋政府的“国民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都拉进一个篮子，统统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胡适几篇最经典的文章，从来没有说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根本不曾以胡适的理论为指导。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史家为何不曾想到，处在内外交困中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成了胡适的支持者，所以在胡适提出“废除文言文”仅三年之后，就急切地将它付诸实行了。胡适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14]便可窥见个中的秘密。是否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一二百年，都无伤大局；但一旦变成政府决策，情况就不可逆转了。人们一直以为是胡适“战胜”了林纾，其实，这只是北洋政府政策的胜利。胡适1918年4月还在说：“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然而，1920年4月的北洋政府，却越过了那第一、第二两步，将他们“审定”了的语体文教科书，正式推出了。史家为此大唱赞歌道：“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那么，北洋政府究竟拿出什么货色代替“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来做启蒙教材呢？且让我们请出几位世纪老人来作见证。
　　第一位要请的是贾植芳先生。他在《狱里狱外》中写道：“……家里把我送到邻村小学读书，这次是读《共和国语文》，我又跟上同学吆喝：‘人、手、足、刀、尺、山、水、牛、羊’。我跟着没嚎多久，又换了《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15]贾植芳生于1916年，他正赶上读1920年4月北洋政府《语文教科书》第一版的荣幸。第二位要请的是舒芜先生，《舒芜口述自传》中写道：“……在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学。大约在我5周岁时，被母亲送到这所小学读一年级。 如今回忆起来，别的课有些什么内容，都记不大清了，只有语文课还有印象。第一课的课文好像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16]舒芜生于1922年，他入小学一年级应在1928年。“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的“白话文学家”，就用这种最蹩脚的“大狗跳，小狗叫”来“启蒙”天真无邪的孩童！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生了以“废除文言文”为名，实质上摧毁传统文化的事件，其结果是导致了全民族道德的空前劣化，导致了全民族文化水准的普遍下降。
    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吾辈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1924年，林纾逝世前书遗训十条，第六条曰：“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弥留之际，又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回想1920年教“大狗跳，小狗叫”的老师，尚懂得文言文；而读“大狗跳，小狗叫”的学生变成老师，就不懂文言文了；他的学生再变成老师，又当如何？如今不要说中文系学生读不懂古文，教授古典文学的博导有人也不会句读，不懂平仄，他们“培养”出来的博士，又当如何？百年以后，面对多数国人“释手”于古文的现状，少数“勿怠尔修”的学术明星，方得凭恃对《论语》《史记》的一知半解，遽然走红，不是恰恰证明了“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吗？

注释：
[1]欧阳修《谢氏诗序》
[2]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
[3]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25年9月初版
[4]王若谷《驳李敖之否定鲁迅论》，《江南时报》2005年8月9日
[5]《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6]参见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68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8]《新汉日报》1911年11月9日创刊号广告
[9]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光绪二十一年(1895)羊城富文斋印
[10]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11]《胡适日记》第54－5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高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3]《独秀文存》第49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1921年2月《新教育》第三卷第一期
[15]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19－12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6]舒芜《舒芜口述自传》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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