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是产生巨人的时代，在福州这块福地，名公巨人，更是杰立角出。林则徐（1785－1850）、严复（1854－1921）、林纾（1852－1924），堪称是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1]的走在时代前列的三巨人。与前两位巨人获得的盛誉相比，林纾受到的赞美虽然多少有点保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将赢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译坛泰斗”——镌刻在三山陵园的这四个大字，代表着当今许多人对林纾的共识。从康有为的“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2]，到谭正璧的“介绍西洋近世文学最多的一人而且又是第一人”[3]，人们就这个话题说得已经够多了。自然，关于林译小说以及从中引发的学术问题，可做的文章依然很多；但不断重复这一话题，不仅不能给林纾以公允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他的贬低。林纾应该肯定的不止是翻译，“译界之王”、“译坛泰斗”既不足以概括他的历史地位，更不应成为否定他后半生的调剂品。有鉴于此，本文拟略过这方面的内容，通过以往人们讲得较少、或讲得不尽畅舒的方面，来看林纾是如何“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的。

 
一、晚清白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许多人至今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4]。现代文学史家则坚持说，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在他们笔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国，完全笼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适的“白话正宗”论出来，方始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实践，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1897年11月7日，最早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创刊。报纸声明：“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人们也许料想不到，《演义白话报》的主笔之一章仲和，竟是“五四运动”时被斥为“卖国贼”的驻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1898 年5月11 日，《无锡白话报》创刊，主编裘廷梁（1857－1943）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白话之益”有八：一曰省目力，二曰除骄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实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5]这十年中，清廷倡导了一场“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的改革维新。与之相互呼应的，便是白话文的勃兴。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白话便是最好的工具。二十世纪伊始，白话报更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计有：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1902年的《苏州白话报》（上海），1903年的《智群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南时务白话报》、《新白话报》、《潮州白话报》、《江西白话报》、《中国白话报》，1904年的《吴郡白话报》、《福建白话报》、《初学白话报》、《湖州白话报》，1905年的《直隶白话报》、《兵学白话报》、《通俗白话报》、《开智白话报》，1906年的《发明白话报》、《晋阳白话报》、《地方白话报》、《河南白话演说报》，1907年的《丽江白话报》、《通俗白话报》、《新中国白话报》，1908的《国民白话报》、《京都白话日报》、《绍兴白话报》、《奉天醒时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锡金白话报》，1909年的《武昌白话报》、《浙江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1910年的《苏州白话报》（苏州）、《浙江白话新报》、《桂林白话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衡山白话自治报》、《蒙古白话报》、《上海白话报》，1911年的《虞阳白话报》，及《江西新白话报》、《爱国白话报》，《晨钟白话报》，《京津白话报》等[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清确实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林纾适逢其会，所持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他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据包天笑回忆：“其时创办《杭州白话报》者，有陈叔通、林琴南等诸君。”[7]证明林纾所言是可信的。
   林万里（1874－1926），原名林獬，后改名白水，字少泉，号白话道人，福建闽县青圃村人。庚子（1900）客杭州的林纾，曾和他同在林伯颖家塾任教。林万里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杭州白话报》的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就是林白水起草的。他又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撰文鼓吹新政，抨击小脚、迷信和鸦片。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一起组织 “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1903年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嗣改名《警钟日报》），所有白话文都由林白水执笔。《俄事警闻》的创刊，为的是“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它所“告诉”的对象，有政府、外务部、领兵大臣、各省疆吏、学生、义勇队、新闻记者、革命党、守旧党、保皇党、立宪党、全国妇女、农、工、商、会党、马贼、无业游民、乞丐、吃洋饭者、出家人、阔少、教民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故每期都发两篇论说，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话（或官话、京话甚至湖南白话、广东白话），题目是《普告国民》、《告诉大众》，一共刊登了73篇“告××”。林白水又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宣称：“如今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是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眼睛向下，向着社会底层，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显著特点。
    以古文名世的林纾，亦在《杭州白话报》发表《白话道情》，似乎有点令人诧异。其实，早在戊戌维新前，林纾就作有《闽中新乐府》。魏瀚《闽中新乐府序》谓他尝自笑道：“廿六年村学究，乃欲吟诗为童子启悟之阶，自度吾力未至也。且吾不善为诗，俚词鄙谚，旁收杂罗，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噱，而吾又不乐为诗人也。”“俚词鄙谚，旁收杂罗”，有极浓的口语意味。如《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云：

    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妈妈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足缠何时，奈何负痛无了期。妇言奴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床头呼阿娘，女儿疾病娘痛伤。女儿颠跌娘惊慌，儿今脚痛入骨髓，儿自凄凉娘不忙。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时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工夫为汝缠。岂知缠得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少。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

    姚灵犀《采菲录》评论道：“林琴南伤缠足之害，作《小脚》诗三首，述幼女被缠之苦、遇水灾之悔、遭匪劫之惨，字字有泪，句句刺心。”“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都通俗浅显，平易如话，怪不得林纾会预感“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噱”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与创作的基础，当“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情势下，林纾没有丝毫厌恶与抵制，反在《杭州白话报》发表《白话道情》，与改革维新的形势相呼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白话道情》今未见，谅与白话口语掺杂的《闽中新乐府》相去不远。可见，林纾不仅不曾反对白话文，而且是晚清白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维新，就是改革。

 
二、第一代中学国文读本的成功编纂者

　　1932年，为纪念北平师范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黎锦熙参以“四库提要”体例，作《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主张“举凡六百年间，科举未废以前的八股、试帖、经义、策论诸选本，和学校既兴以后的小学中学各科教科书”，都是教育史上切实的资料，都有整理和研究的必要。此书收录1908－1931年间出版的六十馀种课本，逐一作提纲挈领之介绍。《引言》曰：“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须知这些书的势力，把二十多年以来青年们对于本国文字与文学的训练，和关于本国文化学术的常识，都给支配了；这是他们必读而又仅读的书，简直是取从前‘四书五经’而代之。”《提要》将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所编《中学国文读本》作为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以为应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师培编、国学保存会出版的《中学文科教科书》；但名曰“国文读本”者，林纾所编确是第一套。
   作为新政的组成部分，清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文学科目为七：经学，史学，理学，诸子，掌故，词章，外国语言文字。二十九年（1903），又规定大学本科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万国史、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始设之“中国文学”一科，乃相对于“外国文学”而言，尚未用“国文”之名。三十三年（1907），奏定女子师范科目，中有：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小学科目，亦有：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等，方出现了“国文”的名称。初一看去，“国文”似是“中国文学”的简称，细思之，又不尽然。《清稗类钞·讥讽类》曾记一故事：“京伶小百岁者，丑角也。一日，演《法门寺》，去小监，科白时，谓扮赵廉之生曰：‘作官亦识字么？吾道你只识洋文，不识国文呢。’又尝于《五花洞》中，自唱‘做官不论大小，懂得洋文就好’。其言若有意，若无意。”则“国文”实与“洋文”相对也。
    “国文”这门课程，在漫长的古代是从未有过的。自晚清设立“国文”以后，也无人对它作过界定。精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抓住晚清复行新政、广设学校的机遇，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林纾所编《中学国文读本》，无形中就成了“国文”课程的范本。
    与先于1904年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教科书文》，采取合议制由蒋维乔、庄俞等合作编写，聘请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任顾问不同，更高水平的《中学国文读本》，是由林纾独立完成的。林纾的国文功底，是举世公认的；他于1901年任京师金台书院国文总教席，后又任五城学堂总教习，讲授修身、国文课程，具五年国文教学的实践经验。选编《中学国文读本》，自会得心应手。《中学国文读本》共十册，按时代逆推选文：第一、二册清文，第三册明文，第四册金元文，第五册宋文，第六册唐文，第七册六朝文，第八册汉文，第九册秦文，第十册周文；各册选文又集中于本时期之代表作家，如第二册清文选30篇，曾国藩文入选13篇。第六册唐文选47篇，韩愈文入选20篇，柳宗元文入选7篇。第六册序文解释道：“余嗜唐文，至此二家，无复旁及，故在是集之成，二家之文，据十之七。虽嗜好之偏，然文之正宗，亦不能外此而他求。”又说：“独昌黎之文，理蓄于中，文肃其外，篇同而局不复，则先后处置之适宜也。语激而词不嚣，则吐吞研练之出于自然也，或千旋百绕，而不病其繁细。或东伏西挺，而愈见其奇倔。……至柳州之文，则华山之石，一拔万仞，其上珍松古柏，奇花异卉，皆间出重峦叠巘之间。盖其泽古深，故伏采潜发。”林纾为古文高手，深悉文章三昧，于课文逐篇详加评语，皆极精当。如韩愈《马说》，首评：“笔笔凌虚，不肯一句呆说。将吐复茹，欲伸即缩，吕黎绝调。”中评：“‘马之千里者’五字，破空叫起，奇壮而洪，即插入‘不知’二字，令人扫兴。虽昌黎自写牢骚，然千古才人遭际，亦往往如此。”尾评：“策、食、鸣三语，仍挺接名材，无尽枉屈意，尽此三语中。忽接入‘天下无马’四字，将天下英雄一笔抹倒。此处宜继以不平之词，顾乃以澹宕之笔出之，萧闲中却带无数深悲极恸矣。”林纾还别具匠心地编选了《浅深递进国文读本》，选取70篇古文为范文，各按原题原意重写两篇，其一文字较浅，其二文字较深，以帮助学生掌握古文的写法，可见良苦之用心。
    与“洋文”相对的“国文”是中国之文，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皆可由此而生发；识字缀文，由文而学，由学而化，涵义无穷。“国文”，“国文”，乃堂堂一国之文，何其响亮，且暗含对母语的体认，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认同。不料后来“改国文为语体文”，“国文”变成了“国语”。这一变，却是非同小可。与英文即是英语、法文即是法语不同，不用拼音的中国，是但有中文，没有“中语”的；不称“中语”而称“国语”，实属不得已之举。在权威的解释中，“国语”就是白话，将所谓“少数文人用的文字”即真正“国文”，驱逐出中小学的课堂了。从“工具”意义上看待“国语”，词类、语法便是教学的重点，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等，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百年语文教学的风风雨雨，可以说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应该顺便提到的是，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其选文文质兼美，多是名家名篇，故在历年课本中最令人称许。但其编辑依时代先后，将《诗经》、《楚辞》置于唐诗、宋词之前，《左传》、《史记》置于唐宋八大家之前；学生是先学了《七月》再学《琵琶行》，先学了《晋公子重耳出亡》再学《小石潭记》的，即此便不及林纾《中学国文读本》按逆推选文之为愈也。至于后来多次编写修订的中学语文教科书，都不能够使人满意。看来，好好吸取林纾《中学国文读本》的成功经验，注重整体国文素养的提高，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民国小说史的首席作家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并通告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小说史家却竭力忘却民国的存在。他们讲“现代小说”，一律以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为开端；讲古代小说，最晚只讲到清末“谴责小说”：于是，中国小说史便出现了整整七年的空缺。更不可解的是，几乎所有“现代小说”，都缺少正面反映辛亥革命的兴趣。如《阿Q正传》第七章虽以“革命”标题，却只借从黑魆魆中荡来的大乌篷船，将“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影影绰绰地透了出来，那准确度又是打了很大折扣的。长期以来，“现代小说史”被定为正统教科书，在教学传播中成了“标准答案”，民国开初六、七年中产生的作品，便被逐渐遮蔽，逐渐忘却，销声匿迹了。

    但中华民国的创立，终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从民国成立到“现代小说”出现的六七年，是真实的历史阶段；其间问世的众多小说，更是真实的存在。若要填补这六七年的空白，撰写一部《民国小说史》，第一章论述的第一位作家该是谁呢？答案是：林纾！
   先来讨论一下入选作家的标准，恐怕至少该包含以下三条：
   1、应该是民国最早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2、应该是民国初期最有成就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3、应该是反映或记录了辛亥革命风云变幻的小说作品的作者。
    且先从第三条说起。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将林纾、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并称为“清末五小说家”，道是“顾其时亦颇喜浏览今人所为小说，其最赏者，译著则以闽县林琴南（纾），撰著则以李伯元（宝嘉）、吴趼人（沃尧）、刘铁云（鹗）、曾孟朴（朴）所著为笃嗜。”李伯元死于1906年，吴趼人死于1910年，刘鹗死于1909年，其时惟曾朴尚在。民国十六年，曾朴在上海开真美善書店，续写他的《孽海花》，又创作了小说《鲁男子》。晚清另外两位小说家黄小配（1872－1912）与陆士谔（1878－1944），以最快速度写出了反映辛亥革命的小说。黄小配的《新汉建国志》，“将廿年来中国革命之运动，及一切历史，源源本本，据实详叙，俾成信史”。黄小配是辛亥革命当事人，“阅此数十年，所见所闻，固多且确”[8]。可惜他不久就惨遭陈炯明杀害，赍志以没。陆士谔于辛亥年（1911）十一月出版了讴歌武昌起义的“时事小说”《血泪黄花》。开卷《满江红》道：“遍地腥膻，何处是唐宫汉阙？叹底事，自由空气，无端销歇！”由于对立宪的失望，陆士谔迅速地转到革命立场上来，成了从最近距离反映辛亥革命的第一位小说家。《血泪黄花》以湖北新军队官黄一鸣和徐振华的爱情为线索，叙写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前后武昌革命形势的急遽变化，尽情嘲弄了满人官僚的穷途窘态，热情抒写了革命志士的豪情壮志。陆士谔首创的借革命队伍普通一员的经历和爱情来反映重大历史事变的模式，一直为后世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所效仿。小说把革命写得堂堂正正，说“革命党个个都是好人”，是“国民的救主”；“革了命，一则是报雪旧耻，二则是改良政治”；革命党舍生拼死，“无非替同胞求幸福，为国家谋治安”。但进入民国以后，陆士谔对时局产生了严重的失望，开始沉缅于武侠小说的写作。
    从晚清走来的林纾，先是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庚辛剑腥录》，1913 年10月北京都门印书局出版。《剑腥录》所反映的戊戌变法与庚子国变，晚清小说家已屡试之矣，且不乏良篇佳作，如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皆足称道。就林纾本人的动因而言，尤是“意在表彰修伯茀之忠”与林旭的“死以报国亦无所愧”耳。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第二部长篇《金陵秋》，全书三十章，1914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缘起曰：“冷红生者，世之顽固守旧人也。革命时，居天津。乱定复归京师，杜门不出，以卖文卖画自给，不求于人，人亦以是厌薄之。一日，忽有投刺于门者，称曰：‘林述庆请受业门下。’生曰：‘将军非血战得天保城，长驱入石头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胜耳。’生曰：‘野老不识贵人。将军之来，何取于老朽？’将军曰：‘请受古文。’生曰：‘如老朽之文，名为文耶？若将军不以为劣者，自今日始。但论文不论时事。’”不久，忽言将军以暴疾卒，夫人以其军中日记四卷见授，言：“亡夫生平战迹悉在其中。”作者当即日记中所有者编为小说，命曰《金陵秋》。何海鸣（1886－1945）《求幸福斋随笔》评论道：“林氏之作此书，全关系‘将军礼我’一语，盖所以报知己也。世道日衰，论友者鲜有始终，观于此可以风矣。……二林均可人，此作尤可感叹，较之无行之文人假笔墨阿谀权势，如刘师培之请开方略馆者，相去奚啻霄壤耶？”
    与陆士谔仅写武昌起义的一隅不同，《金陵秋》写的是辛亥革命的全局，重点在“鄂变”（武昌起义）后之的上海与江苏，塑造了发动镇江新军起义、“血战得天保城，长驱入石头”的林述庆的英雄形象，讴歌了他的巨大功绩和豪迈人格，并对他的解职沦废，深表悯惜之情。
    《金陵秋》对历史的描述，选取“世之顽固守旧人”的独特视角，反映出林纾对于民国的复杂心理。与陆士谔相仿，林纾对立宪曾怀有殷切的期望，但形势的急剧发展，使他又对革命持同情的态度。小说第一章标题“腐责”，开头云：
 
　　 一夕，苍石翁忽大声吒曰：“阿雄，汝今日果从革命党人起事矣！吾家世忠厚，祖宗积书盈屋。汝弗绍祖烈，从此轻薄子为洞腹断脰之举！方今重兵均握亲藩之手，粮糈军械，一无所出，谓可仓卒以成事。天下有赤手空拳之英雄，排肉山以受精铁耶？吾行哭汝于东市矣！”阿雄受责，颜色不变，就灯取火，上淡巴菇①于翁曰：“阿翁勿怒。翁守经蹈常，一腔忠爱，虽不仕于清，而恒眷眷君国，儿知之稔矣。《叔苴子》②有言：‘当权时而执经，皆可言而不可行；处经时而用权，皆可行而不可言。’今日天下汹汹，名为经时，实则乱萌已长。父老子弟之心，皆知爱新觉罗氏之不腊。凡有血气者，无人不怀革命之思。儿固不能以赤手空拳当此精铁；翁能以资忠履义，扶彼衰清耶？”（注：①淡巴菇，烟草；②《叔苴子》，明人庄元臣撰。）
 
   冒然以苍石翁吒阿雄之对话开头以制造悬念，与吴趼人《九命奇冤》效西方小说近是。苍石翁之名，则于自言中道及：“王子履一生未涉仕途，亦知邪阴之湛溺太阳至矣。”分明有自况的意味；但其所言，实乃老成人之殷忧：“若中华人物多综于省会之中，而山县僻壤，木然不知国会为何事、议员为何物。一闻足柄天下之大权，则土豪恶衿必在当选之列。否则身拥重资，出而购票，即可驱驾一乡一邑之人。尔谓仗此人物，即可坐致承平？老人正患专制未除，特恹恹归于沉瘵，国会一立，必匆匆成为暴亡。汝勿欣畅，且姑待之。”实为深切国情之论。子履读到长子伯凯自镇江贻次子仲英书，中云：“会中薰莸杂收，好恶非一，为国者鲜，为利者多。今虽徒党布满东南，或有奋不顾身者，正恐破坏以后，建设为难，坐无英雄为之镇摄耳。此间林标统述卿，为闽产，僄锐忠挚，临难有断，全军属心，阿兄与之朝夕从事。将来以镇兵进规江南，或易得手。林君之意，颇望弟一临。能否禀诸老亲，一莅镇江相见？”叹曰：“吾衰矣，虽未沾禄糈，而祖、父皆仕清朝。革命一语，吾万不出诸口吻。实则亲藩大臣，人人自种此亡国之孽。儿子各有志向，宁老人所能力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林纾对时局的见解：“果戊戌变政得行，亦不至有今日武昌之事”。他此时的同情，是在年青的革命者一边的。
    林纾虽对革命表示认可，但却是有先决条件的。第十四章“图宁”，叙镇江光复后，王子履致书谕二子，道是：“不图武昌夜呼，而海内立时崩析；镇江之役，至兵不血刃，而阖城外向，事乃大奇！令乃知种族之辨，虽九世之仇犹复也。”面对不日将进趣金陵的形势，老人提醒道：“然既称同胞，自不以多杀为威。”第十三章“闻败”，叙旗人以炸弹袭击统制府，王仲英以为“乱党不可留”，建议一一取而歼之，述卿曰：“王仲英君乃不闻前清入关时，驱逐病痘之百姓乎？当时百姓病痘者，摄政王多尔衮令驱之四十里之外，尽室皆行。满兵遂入取其家具，俾之一空。而痘童道死无算，家人流离之状，不堪属目。今日旗人以报仇之故，掷弹府门，其罪可诛，其心可谅。且吾尤不能效多尔衮所为，夜中无分良莠，尽驱出城。彼果缴出凶器，以兵监之，盖可恕也。”林纾的“须知革命者，救世之军，非闯、献比也”，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的仁者之言。
    随着形势的变化，林纾的思考亦越显深刻。第十六章“誓师”开头即云：“读吾书者，当知革命非易事也。”其下列举种种促使革命暴发的原因，道是：“非骄王弛紊其权纲，非奸相排笮其忠谠，非进退系乎赇请，非赋敛加以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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