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聚林城探红楼

——2008'贵州省《红楼梦》青年文化论坛综述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金秋的丰收时节，由贵州省《红楼梦》研究学会主办的“2008，贵州省《红楼梦》青年文化论坛”在素有“林城”美誉的贵阳召开，来自全省12所高校的师生及其他单位的红学爱好者共计50余名代表参加了这次论坛；省红学会所有领导和《红楼》编委会、编辑部的全体成员出席了论坛。
    9月12日，上午九时，由贵州省文联副主席、省红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井绪东先生主持，论坛举行了简短的开幕仪式，省红学会会长李万禄先生作了简要发言，他说，这次论坛是省红学会年初确定要办的一件大事，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要为贵州红学的研究，为省红学会的发展挖掘新人、发现新人，输送新鲜血液，使贵州的红学研究后继有人。他指出，现在全省几所高校相继成立了红学会或省红学会分会，我们就是要充分利用好高校这个阵地，做到“有腿走路”。
    这次论坛共有18位代表提交了论文，上午的会议共有9位代表作了发言，由省红学会副会长杨和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贵州大学的石坚，她的论文题目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小议黛玉唯情主义的悲剧命运》。她指出，在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看来，人类是被“抛”到了尘世，注定了孤独的命运。孤独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普遍共有的情感。孤独是指人无所依傍性，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人是“非理性”的孤独存在，哲学的孤独是指人的本真自我，孤独就是个性，就是主观性。越有思想的生命个体其孤独感体验越深刻。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我从未属于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我的家人。”此种孤独正是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感体验。林黛玉是红楼女子中生命感最突出的一个，她聪慧，充满灵性，她是作者饱含感情塑造的一个人物。在她的心里，充满着孤独、焦虑、矛盾等因素，黛玉对生命情绪、生命欲望、生命历程、生命终极都有着感性而深切的体验，这种体验的丰富和深厚，构成了黛玉伤感形象的基础，深深打动了读者。强烈的孤独体验导致黛玉对唯一理解她精神世界的宝玉的依赖，最终造成了她唯情主义的悲剧命运。林黛玉是《红楼梦》里典型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大多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残害下的悲剧。但论者认为其悲剧根本原因并非由于她对当时的社会有意识的反叛，而是性格及生命感使然，是对生命孤独感超乎寻常的体验的必然结果。
    贵州师范大学的郑金燕在《大巧若拙——从〈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当代出世哲学》中指出，“刘姥姥”已经成为大惊小怪、眼界狭小的代名词，甚至被有些人斥为丑角，然而就是这位老太太见证了贾府兴衰荣辱的全过程，成为《红楼梦》里重要的首场人物。论者指出，一进荣国府，刘姥姥达到了此行的目的，不仅拿回了20两的救命银子使家庭渡多了难关而且还和金陵大户建立了关系，恢复中断了20年的联系，打通了贾府的关节，可谓旗开得胜。二进荣国府，刘姥姥可谓大获全胜，不仅带回了100两银子，而且和金陵大户稳定了亲戚关系，签署了长久交往的协议。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贾府人等得到得到了一次精神上的愉悦，刘姥姥得到了物质上的有力援助。从这个角度说，“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含义，远不是乡下人开眼界所能概括的。它是一次生动的情感展示，是一次成功的人际交往，是情感智商的高水准表演。刘姥姥在与荣国府的交往过程中无不生动地展现着作为一个“人”在与其他的“人”交往时的经验和技巧，而这些处世哲学对于如何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立足，如何成为一个成功者，将大有裨益。
    遵义师范学院的任在喻在题为《从时空意识简析〈红楼梦〉体现的“存在”困境》的发言中说，曹雪芹虽然不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但深深懂得文学接受是一种再创造活动，每一个读者理解的作品都是从读者视野出发的独特的作品。艺术作品能够打动人的心灵的一个原因在于艺术地把人们熟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陌生化，要实现陌生化效果其方式多种多样，比喻、拟人、夸张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方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都使用得得心应手，而失控分割、时空符号化等将时空概念个性化的处理方式更是吸引读者、表达思想、深化主题的有效手法。而时空有恰恰是人“存在”的必要前提，《红楼梦》变形的时空意识正好艺术地阐发了他对这种自身存在和省名意义的终极价值的追索。
    六盘水师专姜磊在《潇湘馆与林黛玉悲剧之泪》的发言中指出，“千红一窟，万艳同悲”集中概括和揭示了一代封建女性的不幸命运，林黛玉哭自己和普天下女性之共同不幸，集这些不幸而罪“风刀霜剑”之恶，衰天下之控诉而控诉，这是黛玉之哭的强烈的思想内容所在，她的哭泣，实际是作者曹雪芹哭泣的投影，从她的身后，可以发现曹雪芹的影子。从小说第一回回前诗：“漫言红袖啼红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见，作者“哭成此书”的全过程。林黛玉常以花自喻，《葬花词》是她的“泣残红”之作，而曹雪芹则以林黛玉为喻，把自己的满腔热血都借林黛玉流出来。所以林黛玉的“泪尽而逝”，实则是曹雪芹“泪尽而逝”。林黛玉的一段姻缘是“还泪”，曹雪芹也是在“还泪”。曹雪芹借作《红楼梦》以抒家世之恨，个人命运之难。巧妙用神话、传说，使作品带上浓重的神秘色彩，借“湘妃竹”的典故，把林黛玉和湘妃竹神秘结合起来，写林黛玉爱哭的性格，实则是把自己的“泪”转让给林黛玉来“流”罢了。
    铜仁学院郭征帆在《漫谈〈红楼梦〉中的游艺文化》的发言中指出，游艺作为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谴兴为主要目的得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在《红楼梦》中不仅是贵族日常生活真实的写照，也承载着作者创作的重要使命。论者以书中描写的酒令、灯谜这两种主要游艺文化为对象，谈了他的阅读体会。《红楼梦》描写的饮酒场面有六十余处，其中有六处写到了酒令。射覆猜拳令、口头文字令、骰子令、酒牌令、筹子令这酒令的五大类均被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了，由此可见，曹雪芹对中国酒令文化的谙熟。当然，作者这样集中地描写各种酒令，并不是有意展示酒令的品种，并不是刻意炫耀自己的才学。《红楼梦》中的酒令描写，根本用意不在于“展示”、“炫耀”，而在于“文学”。它们是整部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是故事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是刻画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一种重要手段。此外曹雪芹还花了大量笔墨描写贾府猜制灯谜以资玩乐的事，全书共出现27条灯谜。曹雪芹之所以浓墨重彩地大写谜事活动，既是为了反映封建贵族家庭生活内容，又是出于全书谋篇布局的需要。但是对于书中的谜语的理解，论者认为不能象现在某些研究者那样将其视为研究历史的线索，不能作捕风捉影的猜笨谜。论者最后指出，梁启超曾把游艺、学问、艺术、劳作并称“趣味主体”，认为“趣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游艺活动之所以具有无穷的魅力，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它是人类健康生活的需要。在人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除去它在《红楼梦》中所承载的作用不论外，如果缺少对游艺活动的描写，那《红楼梦》所描写的将不是贵族生活内容的全部，其光彩也会逊色不少。
    贵州大学的任庆馨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悲剧命运——曹七巧与王熙凤之比较》的发言中指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生存总是被打上各种各样的悲剧烙印。曹雪芹、张爱玲这两位同样具有贵族气质的作家不约而同的关注了这些女性的命运，并给我们贡献了王熙凤、曹七巧这两个经典形象。王熙凤、曹七巧虽然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后期，一个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她们都具有封建大家庭里二奶奶的身份，贪婪、狠毒、精明、泼辣的性格，可恶可憎但又可怜的行止，以及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论者从“身份及地位的悲剧”，“爱情及婚姻悲剧”，“金钱及权利悲剧”，“奋斗及复仇悲剧”四个方面比较了二人不同的悲剧命运。论者认为，王熙凤和曹七巧虽然在男权社会中以金钱和权力作为宿命抗争的工具，但她们对金钱的拼命攫取，只是暴露着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境遇凄凉，她们终究是男权社会的从属者、压抑者和殉葬者。
    安顺学院的伍微微、石恪在提交的论文《对“媒体红学”文化的思考》的中提出了“媒体红学”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随着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的发达普及及其在现实生活中日益重大的影响，它们对红学争论的介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可说就是“媒体红学”。论者指出，近几年红学争论中媒体过多的参与，引起了一些负面效应，给本已喧嚣的红学界又添了不少是非。新闻记者对专业性强的学术问题了解有限，他们的关注点与研究者有较大差异，因此，不能以媒体的态度作为自己一方可信度的证明，也没必要借媒体来壮大声势。观点立论的正确与否，不是靠声音的大小来决定的，尽管利用媒体造声势在短时间内有一定效用。论者指出，回顾近几年《红楼梦》研究的“繁荣”局面，其间涉及到如何对待研究资料的收集与运用、研究范式的采用、如何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坚持学理以及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的具体操作等重要学术问题，至这些都是在当代其他人文学科学术研究领域中需要认真思考和总结的问题。论者最后说道：“道德是学者的良心，规范是学术研究的准则，当媒体介入和影响时，面对世纪之交的社会形态充满多元的诱惑，对于选择学术研究为职业者来说，尤其需要恪守职业的道德与规范，使学术品位能够在转型期的社会里继续保持应有的高格调。”
    上午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毕节学院的杨庆鹏，他提交的论文是《〈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心理学解读》，文章从八个方面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分别是“‘前世的缘分’——审美判断的原型心理分析”，“我们是同知己——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认同心理”，“徘徊于爱情之门——爱情磨合期的复杂心理特征”，“色欲诱惑，一个上天捆绑给男性的魔咒——爱情和欲望之心理探悉”，“生命的大欢喜——沐浴爱河深处心理特征”，“孤独与死亡——生命对爱情的另一种心理观照”，“向真爱献祭——对‘金玉良缘’的无爱婚姻的心理展示”，“永不再来的爱人——不可弥补的悲剧结局对宝玉的绝望心理的强化” 。他指出，两百多年前的曹雪芹显然没有研究过什么现代理论，但以心理学理论审视《红楼梦》中真是细腻、曲折生动、凄婉动人的宝黛爱情故事，能使读者透过诸多故事情节，看到与现代心理学规律相吻合的种种特征，通过对作品心理学意义上的分析，看到伟大的艺术家对现实生活深刻的思考和把握，看到伟大的艺术作品洞穿时空的魅力，看到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与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关注之间的关系尺度。
    下午的发言由井绪东先生主持。首先发言的是黔西南民族师专的在校学生何孝链，她的发言题目是《〈红楼梦〉中的“情”》。论者选择了贾宝玉的“痴情”、林黛玉“悲情”、薛宝钗的“无情”——封建礼教荫庇下的情感，作为她的立论对象，阐述了她对于这三种情的理解。在论者看来，正因为贾宝玉情“痴”，所以他才能发自内心深处对女性、对朋友爱护、关心、同情和尊重；正因为黛玉情“悲”，所以她终是为情而生，因情而死。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爱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生意义的根基与生存意志的源泉之所在；正因为宝钗的情“无”，所以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她重礼不重情，处处按礼行事，时时以礼束己，使原本自然纯洁的情感扭曲变质。在论者看来这也正是后四十回中宝钗的婚姻悲剧产生的原因，也是宝黛爱情理想破灭的原因，更是大观园中众女子悲剧发生的罪魁祸首。
开阳县政府的喻明志在《曹雪芹反映自然灾害的真实性》的发言中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自然灾害，如海啸（第七十回）、雪凝（第三十三回、洪灾（第五十三回）、雹灾（第五十三回）、蝗灾（第四十二回）、火灾（第一回）等都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曹雪芹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同时，通过《红楼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发生灾害时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统治阶级采取的措施，这对于认识和研究《红楼梦》，进一步总结清代的防灾救灾的经验教训，对今后防灾救灾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贵州大学周晓波在题为《王熙凤的“辣”与贾探春的“刺”——试论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悲剧》的发言中说，王熙凤是一位“泼辣货”，美丽、聪明、有才干，却又阴险、奸诈、狠毒、贪婪。“凤辣子”的谑称既是对其聪明、泼辣、大胆的肯定，也是对其厉害的承认，更是对其残忍、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的感慨唏嘘。但她仍就是“薄命司”中的一员。贾探春才不让王熙凤，是一个“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刺戳手”的“玫瑰花”但是在男权社会里她必须遵从规定的女性生活模式，受制于男权婚姻制度。面对个性与男权社会下女性模式的冲突，她选择了服从，最终满怀悲伤远嫁异域。在论者看来，虽然“辣”与“刺”是王熙凤与贾探春在各自不同生存环境中采用的有利武器，但是在男权社会下，无论是何等的聪明绝顶，外秀慧中，她们仍就逃脱不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命运。
    六盘水师专的徐亚玲的发言题目是《试论晴雯的精神象征》，她在发言中指出，在花雨缤纷，洒遍大千世界；锦绣肝肠，普天之下谁不竞叹悲凉的《红楼梦》里，晴雯这一鲜明的悲剧形象，更无疑是给这部巨著平添了几分诗的悲凉，诗的伤情。论者认为，晴雯是一首哀感顽艳的诗篇，是一首充满着青春生命力的抒情诗。晴雯者，“情文”也。晴雯的形象，是曹雪芹心灵的宠儿。一个作者对自己所偏爱的人物，往往禁抑不住主观情感的汹涌，不期然而流入吟咏式的抒写，使得读者也跟着他歌唱，跟着他悲哭。曹雪芹在塑造这一形象的过程中，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通过细密的思想活动，丰富的艺术想象与适当的夸张，使得这一人物性格格外明朗，使得她的生活面貌格外美化，格外诗化。
    黔西南民族师专在校学生李兆江提交的论文《吹尽狂沙始到金——如何看待脂本〈石头记〉与程本〈红楼梦〉》，是这次论坛唯一一篇探讨《红楼梦》版本的文章。作者在发言中，对这红学研究的深入，对于脂本与程本的争论也日趋激烈。科学地、严谨地对待各种版本是做好红学研究的前提。论者认为现在以程高本为底本勘印通行的《红楼梦》从思想上把读者引入了一个误区，要研究真正的《红楼梦》，研究真正的曹雪芹，应当重视脂本《石头记》，摒弃程本《红楼梦》，这才是研究《红楼梦》的一条最正确、最光明的道路，顺着这条道路，才会走向红楼的更高境界。
    井绪东常务副会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说，这次论坛虽然时间短，但开得很成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通过论坛的举办，涌现出了不少新人，虽然有的论文、发言尚显稚嫩，有的稍显不足，但他相信，时间的延续会让新人们一步步、成长、成熟起来的。他指出今后省红学会将会继续抓好扶持红学新秀这项工作，使贵州省的红学研究取得更好的成绩。